1993年，90岁高龄的吕叔湘又一次谈到当时的情形。“我们编这部词典可以说尝尽了甘苦，或者说只有苦而没有什么甘。历尽艰苦，其中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要编好一部词典，就要收集大量资料，比如编《现汉》就收集了上百万张卡片的资料，要对资料进行全面、认真的分析、综合，工作繁杂，当然十分辛苦。而我们编《现汉》又有一些偶然性增加了工作难度。一是人手生，参加编写的人大都[注: 元大都，或称大都，突厥语称为“汗八里”（Khanbaliq，即“可汗之城”，帝都之意。）。自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四年（1267年）至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为元朝京师。]没有编过词典，要边学边干。二是工作生，这类的词典前人没有编过，没有严格意义的词典可以参考。三是时间紧，要在一两年内完成四五万条的编写任务。我自己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差不多每天都要工作到夜间十二点钟，又不能太晚了，因为第二天还得早起照常工作。”

    韩敬体记下的，是他听来的事情。“那时词典室办公地点在西单一带，而吕先生家住中关村。每天上班，早出晚归，都是乘公共汽车。中午带馒头，就开水吃，可他那时患着胃病。他每周要审改定稿2000条，平均下来，每天要定稿300多条，工作量极大，所以，晚上常常要带稿子回家看。1958年冬天，语言研究所搬到西城[注: 西城区位于北京市中心城区西北部，北纬39°53′45〞-39°58′14〞，东经116°19′8〞-116°23′34〞。]端王府，吕先生家也搬到了拣果厂，家离所近了，他就每天晚上和星期天到所里加班，真是极端辛苦劳碌。”在四五年的时间里，吕叔湘出色地主[注: 1950年6月30日开始，我国开始了全国范围的农村阶级成分的划分。即根据当时中国的土改现状和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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