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该通史以汉民族诗歌为主体，兼顾历史上各少数民族诗歌，从多民族融合[注: 概念　 民族融合　民族融合是两个对等的民族经过长期的共同性增长的基础上融为一体，民族差别得以最终消失，相互融合成新的民族。]的角度探讨了中国诗歌发展的内在规律。中华民族由多民族组成，中国历史[注: 中国历史是中国各民族诞育和发展的历史。它的发达的封建社会，曾创造了同时代世界最高的文明。但是当西方某些地区跨入资本主义，特别是当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入侵中国之后，中国越来越落后了。]本来就是多民族融合的历史。在这种语境下产生的中国诗歌，本来就包含着各族人民的共同创作。《越人歌》、《敕勒歌》、《木兰辞》等，都是当时“少数民族”的杰作；大诗人屈原的创作深受南方民族的影响，陶渊明的出身或为溪族，刘禹锡为匈奴人后裔，元稹为鲜卑人后裔，《全金诗》、《全元诗》、《全金元词》所收的作品，大量的都出于金人、蒙古人之手，清代满族人所创作的汉语诗词更是无计其数。此外，历史上还有许多少数民族也用汉语进行诗歌创作。因此，准确地说，即便是我们仅以传统的汉语诗歌为主而撰写的诗歌史，同样不是汉族诗歌史，而是包含多民族诗歌创作的中国诗歌史。与此同时，又有众多的少数民族保持着自己的语言文字，也创作和流传下来大量的诗歌作品，它们与汉语诗歌交相辉映，共同构成中国诗歌发展的壮美华章。该通史的写作坚持了多民族的诗歌史观，在探讨中国诗歌发展变化的过程中，不仅充分注意到多民族文化对中国诗歌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还把因为其民族成长的时间有早晚不同，语言不同，难以纳入汉语诗歌史线索的各少数民族的诗歌单列一卷，描述各民族之间的政治一体、经济互补、文化互动和血缘互渗的关系，进而更全面地总结中华民族诗歌创作中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

　　第二、该通史采取广义的诗歌概念，包容汉语诗歌中的诗、词、曲，少数民族的史诗、抒情诗、宗教祭祀诗等各类诗体，并以其发展变化为经，全面展示中国诗歌体式的丰富多样，揭示其内在发展规律。以往的诗歌史写作，往往注重诗歌产生的外部环境和作品所展示的文化内容，最后再讨论作品的形式。该通史认为，作为一部中国诗歌史，存在的前提就是它特有的文体形式，其中所包含的丰富的思想文化[注: 西方思想文化15世纪至17世纪，可以说是欧洲社会的转型时期，是中世纪向近代过渡的时期。这一时期欧洲经历了重大变革，而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文艺复兴”运动。]内容以及其美学意蕴，都通过各种诗体得以表现，并且沉积为独特的审美范式。就汉语诗歌而言，早在先秦时代形成的《诗经》体和楚辞体以及其诗乐舞一体的特征，不但体现了中国早期社会自然经济与农业文明的属性，还有礼乐文化的元素与部族文化的因子。汉代歌诗与诵诗的分途，标志着中国诗歌开始脱离音乐逐步走上了一条独立的发展之路。其后，五七言律诗的形成和词与曲的出现，既是汉语诗体多样化的表现，也是各历史时代出于不同的需要而对诗体不断提出新要求的结果。至于自20世纪初开始出现以现代语言为基础的新诗，更是中华民族巨大历史变革的产物。各少数民族诗歌由于语言不同，语系不同，诗歌形式更是丰富多彩。因而，充分关注中国诗歌各种体式的发展，将诗体的变化作为描述中国诗歌发展的基本线索，是该通史的一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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