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上五点基础之上，该通史建立了一个以“通”字为标志的诗歌史观。其要义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通古今之变”，第二是“观中西之别”。

　　所谓“通古今之变”，是指打通古代诗歌与现代诗歌的断限，打通汉民族诗歌与少数民族诗歌的界域。回顾以往的诗歌史，打通古今之作很少，将汉民族诗歌与少数民族诗歌放在一起的史著更少。显然，这不符合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也不能反映中华民族数千年而不绝的文化传承。对于今天的国人来讲，没有比认识到这两点更为重要的历史意识了。中华民族由五十六个民族构成，汉民族本身就是一个多民族融合的复合体。正是这种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才成就了中华民族的伟大，成就了中国诗歌的丰富多彩。而中国诗歌从古代走向现代，乃是一个不曾间断的历史过程，不了解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就不知道中国现当代诗歌何以发生。同样，不了解中国现代诗歌的情况，就不能正确认识中国古代诗歌的现代意义。因而，多元一体，打通古今，也就是这套《中国诗歌通史》撰写的第一要义。它由此而确定了这套通史的基本格局，纵向上以史为线索，横向上兼顾各少数民族，前10卷以汉民族诗歌为论述的主体，同时描述各历史时期民族文化融合的过程，从而说明汉民族诗歌本身就是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的产物。后一卷专论具有鲜明特色的各少数民族诗歌，同时从史的线索描述其发展的过程，说明它们各自在中华民族诗歌板块中的地位以及其与汉民族诗歌之间互相影响的关系，从而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包括中华大家庭56个民族在内的连通古今的“诗歌通史”。

　　所谓“观中西之别”，是指立足于21世纪世界文化格局的史家“通识”。绵长久远、丰富多彩的中国诗歌，不仅是中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观中西之别”意味着这套中国诗歌通史的写作超越了以往的诗歌史写作框架，追寻中国诗歌发生的文化形态，对中国诗歌原典进行新的解读，发现中国诗歌的民族特点。中华文明原本是独立于西方的一种文明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产生的中国诗歌，有着独特的发生之源，中国人对它也有着不同于西方的艺术体认。中国人认为诗起源人的心灵的“感物而动”，形成了以“言志”为核心的抒情诗传统。农业文明培养了中国人“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人生观，确立了“以人为本”的生活态度，将诗歌作为直面现实，抒写人生的艺术，在现实生活中承担着多种实用功能。中国人在诗歌中寄托了生活的理想，自古就追求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探求着“诗意的栖居”的生存方式。中国人将诗视为心灵的表达，强调诗品与人品的统一，诗歌因此而成为人生修养的重要部分，闪耀着人性理想的光辉。中国诗歌有着独特的艺术形式，一字一音的汉语言文字天然地具有诗歌的节奏韵律之美，“感物而动”的创作模式与“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使中国诗歌富有形象鲜明、意境深远的美学风范。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造就了中国诗歌内容的博大兼容与体式的丰富多彩，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推动着中国诗歌在继承传统中不断地创新……，这一切，正是中国诗歌的民族特点，它彰显了东方文化的智慧和美学风范，是对世界文明所作的杰出贡献，也是中国文化参与当代世界文化建设的重要资源。新一代的中国文学史家，应该从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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