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 语出:《战国策·楚策一》：“ 楚 地西有 黔中 巫郡 ，东有 夏州 海阳 ，南有 洞庭 苍梧 ，北有 汾 陘 之塞 郇 阳 ，地方五千里。]意识到中国哲学的性质以及自己作为一个哲学家的责任。冯友兰更进一步地用张载的四句话来说明这一点，“‘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哲学家所自应期许者也。”（《新原人》自序）天地之心就是道，生民之命在此可以获得安顿。按照张载的理解，此道体现于往圣的绝学之中，所以要继承和弘扬之。如将此道行之于世，天下之太平可致。

 

    对儒者张载来说，道的内涵当然不是问题，那就是从尧舜到孔孟一直传承着的仁义礼智。他生活的时代，除了仁义礼智之外，还有佛老的虚无之论，思想世界呈现着儒释道三足鼎立的局面。作为儒家思想[注: 儒家思想，又称儒学、儒家学说，或称为儒教但并非指宗教，或以其为宗教而称之为儒教。儒家思想奉孔子为宗师，所以又有称为孔子学说，]的补充，佛老在差异和冲突中与儒家互补并存，共同塑造了中国人的思想和生活世界。但这种局面到了近代随着西方思想的进入而开始被打破，从知识精英到黎民百姓，都不得不承认和接受另外一个“道”的存在。自此，中国就陷入自身和西方两个不同的道的冲突和纠结之中，这个冲突一直延续到现在，构成当代中国的最大现实。

 

    此道和彼道之间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关系，这是20世纪初期知识分子们普遍追问和思考的问题。它们的不同是民族的，还是时代的？如果是民族的，那不过是普遍性思想的不同形态而已；但如果是时代的，则有古今新旧的区别，中国文化[注: 中华文化，亦叫华夏文化、华夏文明，即汉族文化，汉文化。且流传年代久远，地域甚广，以文化圈概念亦被称为“汉文化圈”。中国文化不但对韩国、日本，]不过是文明的古代形态，西方之道则是其努力和进步的方向。随着人们给出的不同理解，解决的方案也就截然不同。认为是后者的，必然会导致全盘西化，或者接近全盘西化，因为西化不是西方化，而是现代化。认为是前者的，自然会主张中国本位，虽然不墨守，却也不盲从。和在历史上任何时期都会出现的情形一样，也一定会有某种调和的态度。冯友兰在民族的和时代的模式之外提出中西之别乃是社会类型的区别，其中既包括时代的一面，也包括民族的一面。就其时代的一面来说，是需要改变的；就其民族的一面来说，则不必改变。所以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就是在民族的形式中进行内容上的改变，“旧瓶装新酒”似乎是很恰当的比喻，“周虽旧邦，其命惟新”则是其典雅的表现形式。这种解决看起来比较公允和全面，但在实践的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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