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在晚年仍然讨论民族性和时代性的问题，但这个讨论被赋予了新的意义。民族性不再局限于表面的东西，而具有了实质的内涵。《中国哲学史新编》最后一卷的总结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从中国哲学史的传统看哲学的性质及其作用，第二部分是从中国哲学的传统看世界哲学的未来。在第一部分，冯友兰立足于中国哲学的传统，特别突出了哲学在提升人之精神境界方面的作用。第二部分则突出了中国哲学相对于教条式马克思主义思想而言的独特价值。他引用张载“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的说法，阐发其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意义。在这里，冯友兰显示出了哲学家的智慧，并使中国哲学内在地具有了直接面向当代中国的意义。

    这当然不是中国哲学价值的全部。儒家、道家、佛教中的那些最主要观念，如仁义礼智信、无为自然、虚空慈悲等，在西方思想的观照之下，在当代中国的实践之中，经过了创造性解释之后，仍然有其内在的生命力。这不是回到过去，或者退缩到民族主义立场。中国思想和哲学真正主体性的建立一定是立足于当代、从传统出发拥抱世界的结果。如果缺乏价值普遍性和多元化的态度，对中国思想主体性的追求将很可能发展出狭隘的民族主义倾向，进而对另外的传统表现出排斥的心态。

    当一种文化传统面对强大的挑战时，拒绝或者封闭会是一种正常的反应。思想史学者还会把这种心态和政治与心理上的不自信联系起来。在民族和文化危机的时刻，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既是凝聚以图存的基础，又是封闭而固守的根源。宋代的新儒家学者往往都有出入佛老数十年的经历，然后反求六经得之。正是这种真正和深入的交融对话，才有一个新的思想形态的诞生。在批评和对话中，他者的长处与自身的局限才会充分地显露出来。中国哲学如果要保持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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