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很盛行，当时热议的法先王的话题即是如此。法先王，虽然包含着法祖的含义，但更重要的是学习和效法三代的尧、舜、禹三位圣人。特别值得提及的是，崇拜圣人不是空洞的口号，不是号召，而具体地是要接续和传承圣圣相因的圣人的道统，这就是所谓圣人“十六字心传”的道统。道统是圣圣相因的圣人之道，也称为人道“圣人之道惟仁与义也”（许衡：《鲁斋遗书》卷八，《家语亡弓》）。接续道统，说到底也就是学习和效法圣人以仁义道德治天下。在圣人崇拜的影响下，在中国古代政治上出现了王道政治和霸道政治的分界，王道政治即是圣人倡导的道德与政治相结合的仁政，霸道政治则是与圣人之道相悖的而把道德排除政治之外的暴政统治。凡是推行王道政治者推崇为圣君，与此相反，凡是推行霸道政治者则是暴君。中国思想史上的王霸之争即由此引起，圣人崇拜与其说为历代帝王树立了学习和效法的榜样，毋宁说圣人崇拜为百姓提供了识别暴君的政治参照系。中国历史上之所以反对暴政不绝如缕，暴君成为人人得而诛之的独夫民贼，这显然与圣人崇拜提供了识别暴君政治参照系分不开。
与圣人崇拜相联系的，中国历史上还出现世界历史上没有的清官形象。这也是政治伦理化的产物。清官的概念虽然出现比圣人晚，但把统治集团中划分清官和贪官污吏在中世纪已甚为流行。千百年的政治生活中确实出现过不少可圈可点的而为老百姓敬仰和爱戴的清官。古代正史的“循吏传”有大量的清官记载，至元代杂剧有清官和清天大老爷的广泛流传。清官在政治上代表公正、廉明，为民作主、为民请命，在道德上具有不为私己而与人为善的品格。
清官虽然是官，拥有权力和地位，但他主要不是依靠手中的权力和政治上特有地位施政，换言之，清官所依靠的是自己的政治和道德的人格的非权力性影响，并将这种影响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地步。清官是贪官的对立面，清官的出现，展示了清官与贪官的分界，为老百姓指明了应该爱戴的是什么官，而应该憎恶和反对的是什么官。清官受人尊敬和爱戴，贪官被人憎恨和反对，百姓把前者美名为好官，把后者视为贪官污吏。清官的出现，即对古代整肃官吏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同时对社会正气和道德风尚的蔚起也起到积极作用。更为重要的，清官和圣人在中国政治上催生了古代人民政治自觉意识的萌芽，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中国近代文明发展中出现的臣民意识向公民意识的转化，这是古代政治意识经过千百年演进和发展到近代觉醒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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