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2、3月间，林纾与新派人物公开交恶，他的《荆生》和《妖梦》经北大法科四年级学生张厚载之手在《新申报》的“蠡叟丛谈”栏发表。3月底，北大校方以莫须有的传播谣言、损坏校誉的罪名将张开除，张不得已准备南归，与林纾告辞。林纾在《赠张生厚载序》称赞他“其容充然，若无所戚戚于其中者”。他接着写道，能否毕业，不取决于一己；至于求学，则永无毕业之时：“君子之立身也，当不随人为俯仰。古之处变而安者，宁尽泯其怨咨之声，顾有命在不可幸而免也。” “不随人为俯仰”意味着独立思考。《新青年》同人全盘否定中国旧戏的时候，张厚载站出来与老师们辩论，恰是自由精神的体现。

    中国诗歌有“言志”的传统，但是 “言志”也会蜕变为抒发怨咨之言。酸呻苦吟的害处就是诗人将更加关注自我，抑制同情心（或移情的能力）的健康发育。因此林纾对诗人也多怨言。魏瀚在林纾的第一部文学作品《闽中新乐府》的序言中交代，作者“畏庐子”自称“不善为诗”，又“不乐为诗人”，无意发表这些仿白居易讽喻诗而作的白话诗，是他“强取而授之梓人”。诗集是用笔名出版的，而当时的“畏庐”还没有文名。林纾在自序中也说，“目不知诗，亦不愿垂老冒为诗人也，故并其姓名佚之。”可见诗人的雅号林纾并不羡慕。

    在作于1922年的《畏庐诗存·序》上，林纾谈到自己为什么对诗人有恶感：“余恒谓诗人多恃人而不自恃。不得宰相之宠，则发己牢骚；莫用伧父之钱，则憾人卑啬。迹其用心，直以诗为市耳，乃绝意不为诗。”实际上他早在1880年代就加入过诗社，可见诗人也不是都想“得宰相之宠”，“用伧父之钱”。但是他确实对文人的恶习有深刻体会，还利用翻译美国作家欧文著作《旅行述异》的机会，狠狠挖苦、抨击一番。欧文这本随笔发表于1824年，远不像《见闻札记》那样受读者欢迎，但却因书中第二部分关于文坛和戏台边边角角的十个故事，深得林纾之心。小说叙述者“我”通过一位名为“白克宋”的失意者走进伦敦的街巷，见到种种文艺误人的景象，而“白克宋”本人的沉浮是这一部分的精华。欧文作品里的那些人物只是在社会边缘挣扎，（自以为）有点文才，但是既非名士，亦非诗人。林纾为此书写的两篇短文却以名士和诗人为讽刺的对象，更多着意于中国文学。他在《序》中指出，有的文人属于“自蔽者”一类，他们缺少常人的生活能力，以自我为中心，多虚枵之气，而那一套套的故意作态，简直让人作呕：

    名人立身托业之始，亦何尝用以哕人，顾以不善治生之故，而又傲兀凌轹，自穷其求生之途；又非诸葛公所谓澹泊明志者，衣服饮食，一一希于安饱，无以异于恒人，而独其治生者，力与恒人矫，则宜乎颠沛穷蹙，以诗鸣号，上怨天而下尤人。初未尝反躬而责实，此则自蔽者之流弊也。……且名士者，多幽忧隐憾，散发呼嚣，歌哭不恒，陵诋无上，则浑良夫之叫天也，殆有鬼之气矣。文干当路，书诋故人，茹忮鸣高，嬺欲表洁，无能事事，待人而食，稍不加利，动肆丑诋，则兰陵老人之怒尹也，殆有盗之气矣。且自窖其诗，已不类于窖藏，而日欲冀人之歆，则为计愈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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