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 文学史，是研究文学发展历史的科学，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同属文艺学的范畴。-wenxueshi]上不多见的妙笔。文人反躬自省，非常可贵。想他人所想，感他人之感，才是真正艰难的。这就是说，诗人更应走出小我的樊笼，进入王国维所说的“无我之境”，进入包罗万象的“人事”（可以是社会活动，也可以是兴趣爱好的追求），乐于一业，心地自宽。这就是为什么林纾为明代的杨继盛[注: 杨继盛(1516-1555年)，明代著名谏臣。明正德11年(1516年)生于山西阳城。其母早亡，其父另娶，生活孤苦，白天放牛，晚间访师问友，深夜秉烛长读，终在嘉靖年间得中进士，官至兵部员外郎。]自制乐器所感动：“畏庐幼时读杨椒山（杨继盛，字仲芳，号椒山，嘉靖进士，曾任兵部员外郎[注: 隋开皇六年（568），于尚书省二十四司置员外郎1人，为各司之次官。-yuanwailang]）年谱，则自闭空房而哭。然吾父母仁爱，兄弟和睦，所遇不如椒山之蹇。吾胡哭也？……椒山少而见屏于父兄，分家时，但得米豆数斗。……后此椒山忠节，可勿代言。然其治乐时，能自购胶漆刀锯之属，躬制乐器，此亦留心实业者也。” 林纾欣赏归有光的原因之一是他关心社会生活中的具体问题、小问题。“震川之文，多关心时政。论三区赋役水利书及三途并用议，语语切实，不类文人之言。其最足动人者，无过言情之作。……曾文正讥震川无大题目，余读之捧腹。”

    正是出于对自鸣不幸之病的警觉，对自我的警觉，林纾在给儿子信上要他警惕“盛满之气”。林纾子林珪任顺天大城县知县，他驰书示居官之道：“患尔自恃吏才，遇事以盛满之气出之，此至不可。凡人一为盛满之气所中，临大事行以简易，处小事视犹弁髦。” 法国革命的批评者埃德蒙·伯克说，立法者必须如履如临，是同样的道理。他说，我们处置无生命的事物时尚且不能漫不经心，“当我们破与立的对象不是砖木、而是有感觉的生灵时，慎重与细心更成了责任心的一部分。突然改变人们的生存状态、条件和习惯，无数人可能陷入惨境。”因此，一位合格的改革者或“真正的立法者”应有敏感的心，“他应该热爱和尊重他的同类而戒惧他自己。”林纾写《示儿书》的时间是1908年。十年前的康党为盛满之气所中；十年后的激进知识分子也染上文人恶习，在盛满之气驱使下以偏概全，排斥异己，好走捷径，热爱自由而不明群己权界，行事方式依然专制。

    戊戌变法[注: 戊戌变法又名百日维新，是清朝光绪二十四年间（1898年6月11日—9月21日）的一项政治改革运动。这次变法主张由光绪皇帝亲自领导，进行政治体制的变革，希望中国走上君主立宪的现代化道路。]的结局与个别人物的自负狂妄有必然的联系。他们议论公事，言论偏于险绝，很难取平正的立场。谭嗣同[注: 谭嗣同（1865-1898），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为著名的“戊戌六君子”之一。其代表作《仁学》，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行了强烈的抨击。]的《晨登衡岳祝融封二篇》（之一）：“身高殊不觉，四顾乃无峰。但有浮云度，时时一荡胸。”《论艺绝句六篇》（之二）气势雄大，诗人甚至自比唤醒世界的春雷：“万物昭苏天地曙，要凭南岳一声雷。”康有为1884年就因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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