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畏庐三集》中有一篇文章又涉及戊戌变法时的党祸。理解忠臣烈士的苦心，是难之又难的。林纾在《赠金生锡侯序》里比较了他的老友、清宗室寿伯茀与“忼爽之士”的不同品质。甲午之后，寿伯茀也是维新派，戊戌年考中进士，百日维新期间还蒙光绪召见，但是他在风格上与放言高论者迥异：“吾友寿伯茀先生生时与语国家，蹙蹙之状，恒惭慨引为己责，其视忼爽叫呶、凌诋一切、貌为忧伤者亦远矣！党祸既兴，逻骑四出，所谓忼爽之士，戚戚患其染，豫走散伏匿。”党祸之后，“豫走散伏匿”的“忼爽之士”除了康梁，还有谁呢？这是林纾对康梁这两位大人物非常直接、严厉的批评。该文写作时间不详，题目下还有几个小字：“此稿久遗，觅得补入。”改革者必须引“忼爽之士”为戒，不然国难未有穷时。林纾在新文化运动几位擎旗人身上看到的还是那副“忼爽叫呶、凌诋一切”的派头。他还在《赠光禄寺卿翰林院庶吉士宗室寿富公行状》一文写到他的寿伯茀：“论天下大势[注: 天下大势 拼音： 解释： 全国范围内总的形势或趋向。-tianxiadashi]，以力泯满汉畛域为先，立知耻会，勉励八旗子弟敦学。议者颇有异同，公慨然无所恤。”思想自由者首先必须面对异议“慨然无所恤”，没有这样的气度，势必不容他人立异，然后四处树敌，危乱大局。相比而言，寿伯茀才是更值得敬仰的改革者。辛亥后，康梁回国，林纾也与他们交游，他在赠康有为《万木草堂图》上的题诗中有这样两句：“历历忠言今日验，滔滔祸水发端微。”假如康有为在与革命党人辩论时发表过的反对激变的文字称得上“忠言”的话，那么他在戊戌时的一些鲁莽灭裂的党人言行是不是也得为“祸水”的发端负责？严复在1916年的私人信件里对康梁有一段苛评：“吾国自甲午、戊戌以来，变故为不少矣。而海内所奉为导师、以为趋向标准者，首屈康梁师弟。顾众人视之，则以为福首，而自仆视之，则以为祸魁。”林纾以为然否？

    林纾走上译述之路，魏瀚（字季渚）起过关键作用。魏瀚是中国海军舰船设计制造的先驱，但是他在马尾船政局并不顺心，另谋职位，又遇阻力。林纾鼓励魏瀚北上，在给他的信上，问起他“所制铁舰”的近况，又谈及晚清新政之难、魏瀚个人之难。或许问题出在士人急于表现自己，建立功勋：“有分功之思，则觖望之事弥甚于仇雠。故凡语言酬应，精神稍不相属，引憾已足刺骨。况又忼爽质直，自行己意。此人言之所以不直于执事，必欲求逞者也。”他希望魏瀚坦然自信，“勿见才，勿任气，苟有报国之事，以诚恳雍容出之”。这才是一位合格的改革者应有的风度。

    ■传统文人好说生不逢辰，虽有满腹经纶，报国无门，仿佛朝廷委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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