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述异》第二部分总题是“文家生活”，在《画徴》篇之后，林纾写了一篇神采飞扬的识语，格调非常新鲜。他先就中西习俗不同一说发问，这在只认“夷夏之辨”的年代是有点出格的，然后以诙谐恣肆的笔法讨论欧阳修在《梅圣俞诗集序》中提出来的“穷而后工”：

    西俗之于吾俗，将毋同乎？吾人之言曰：人穷而后诗工。岂诗之能穷人哉？诗人固有自穷之道，尤以诗为导穷之途；入其途弥深，则其穷也弥酷。盖诗者，高超拔俗，驾清风，抱明月，若无与于人事者。心思既旷，见地亦高，傲藐尘壒，恒视人事为淀浊，而漫不屑意，望簪组如桎梏，而鄙不欲加，宜若仙仙而飘举哉。顾妻子之须食，如常人也；衣食之求温饱，亦如常人也；而诗道之去治生，则又悬绝如霄壤。一旦忽悟及吾妻吾子，宜衣食也，妻子衣食，亦宜饱暖如恒人，乃大悔恨。吾负此高世之才，而竟幻此寒相。仰首四盼，则峨冠而长绶者，不能为诗也；硕腹而拥资者，又不能为诗者也。不能诗而忽富贵，而吾学实冠天下，乃不得一饱，于是郁伊淋漓，日迁怒于富贵者，斥为浊物，作诗寓怀，实皆媢嫉怨望之音吐也。间有富贵者偶加以颜色，则又大喜，以为旷世之知己。但观八哀之诗，冥报之语，足知古人如靖节、少陵，犹复不免，矧时辈哉！

    诗人又互相鄙薄，好分门别类，“矜其识力，张其坛坫”。他们往往以地域为界，自高其高：“必揭麾举纛，令人望景而趋，是身为齐人，屈天下均齐语；身为楚产，屈天下皆楚语，此势所必不至者也。不善治生，又好齮龁其同类，孤行其意气，则取穷之道，又宁咎人？且诗人者，又乞儿之穷相者也。”林纾也看到这类诗人可以点缀世界，并以新奇的西洋发明（留声机）来比喻诗人失意之状：“诗人之诗，殆类留声之机器。人既渺矣，而声响尚存；受抑虽在一身，而能诉其冤抑于千载之下，令人生其惋惜。脱令躬接其人，观彼傲兀之状，又足生厌。”

    自我怜悯、无病呻吟乃是传统中国文学中的大病。这种病态的自我关注，削弱了诗人的移情和认知能力，需要弗洛伊德所阐述的“现实原则”加以制约和纠正。林纾的诗人观是民主平等的，非浪漫主义的，与摩罗诗人观异趣。他并不相信诗人有什么资格自称人类的楷模或立法者，反之，诗人应该是社会里普通的一员，没有什么想当然的特权，也得学会谋生的本领，养家糊口。《伤逝》里的涓生还得想想他自己是不是踏上了“导穷之途”，为什么治生非得是子君的责任、而他可以心安理得地抱怨荤菜太少？林纾读了李拔可的诗之后，希望他像杜甫、元结那样做“可信之诗人”。这样的诗人能超越小我，“其以所鸣号者，固大有益于其国众也”。

    林纾好谐谑，甚至自比莎士比亚[注: 威廉·莎士比亚（W. William Shakespeare；1564～1616）公元1564年4月23日生于英格兰沃里克郡斯特拉福镇，1616年5月3日（儒略历4月23日）病逝。]《仲夏夜之梦》中喜欢调皮捣蛋的“拍克”，上面两段引文，语言夸张，确实是中国文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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