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怀国家之想的改革者必须学会自制，才能真正无私。林纾在《畏庐记》自警：“持虚枵之气，矫高厉之节，时命适称，其人亦可以权为君子。不幸者，重名在前，美利在后，乡党誉之，朋友信之，终其身无闻过之日矣。”天下最可畏的莫过于后者。鲁迅的《十四年的“读经”》一文骂倒读经，文中有暗指林纾之处（“孔子岂不是‘圣之时者也’么”）。他说读一点古文“就可以知道，怎样敷衍，偷生，献媚，弄权，自私，然而能够假借大义，窃取美名”。看来主张读经的“糊涂透顶的笨牛”都被这些名实不符的“把戏”糊弄了。林纾偏偏不是。他对潜伏的私心极其警惕，“察其发言之端与进言之由”也是针对自己说的。他还在《畏庐记》写道，一旦没有畏过自治之心，那就会“矫厉粉饰，匿瑕护垢，冀以终存其名”。可见该为这种心理“把戏”负责的不是读经，而是畏过自治之心的缺席。很少有士人像林纾那样善于怀疑自己，但奇怪的是他这种品质以前很少有论者谈到。他在《畏庐文集》首篇《析廉》一文指出，贪赃枉法，固然可恨，但是这方面的“律身固已”还远远不够。“一日当官，忧君国之忧，不忧其身家之忧。宁静澹泊，斯名真廉。”贪财为贪，贪权贪势更贪。有的青史留名者“任气以右党，积偏以断国，督下以诿过，劫上以迁权，行固以遂祸，挑战以市武，朘民以佐欲，屏忠以文昏，其人日沛然自直其直，以为廉”。清廉者一有贪权贪势之病，祸害往往不比贪财为轻，重者可以“劫君、绝民、覆国”。

    自冒清廉者的驱动力不外乎“矫”，这是《畏庐文集》第二篇《黜矫》处理的话题。“矫”是一种必需严加防范的毛病：“盛生矫，矫生闇，闇生决。矫闇之人，而护之以决，授之以柄者，必无幸矣。”这样的人往往假公心行私欲，有极大的欺骗性和煽动性：“匿欲者言义必工，浅谋者论事易动”，一旦这类野心家得逞，那是全民的灾难。“国无政而令矫闇者得行其志，吾属虏矣！”对那些藐视死亡、愿意以身试法的“英雄”，他察觉出他们身上的矫、闇、贪。在《续司马文正〈保身说〉》一文他写道：“危吾言，张吾气，盛吾党，前颠而后踵，既振而复焙，以万金之躯市一字之史，无救于国，徒戮其身，此何为者？”这些文字正可谓谭嗣同的写照。文中林纾讨论的是东汉末期一段历史，李膺、杜密死于党锢，郭泰、申屠蟠命运迥异。郭泰专事教育，形成一种舆论影响，林纾甚至颇有以郭泰自况之意。“然则处东汉之时，居李（李膺）杜（杜密）之位，所以待群小者，如何而可？曰：志在讨贼，才不至焉不可；才足讨贼，权不属焉不可；权属矣，而不得其时，据其势尤不可。郭、申智者，故翛然而行。”如果司马光讨论东汉党锢的目的是认识他自己时代的政治，那么林纾也是以此检讨清末的有为与有所不为。“才足”、“权属”、再加上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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