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 　　在这插入文字　　在这插入文字-wenxuechuangzuo]上，再配合明清两代呼唤英雄和道德的特殊时代氛围，一批聪明睿智又忠心耿耿的义仆形象应运而生：《三侠五义》中颜查散的书童雨墨虽是个年仅14岁且手无缚鸡之力的少年，但他却能凭借其聪颖的资质和丰富的社会阅历在主人赴京赶考途中屡次救其于危难，不仅令颜查散最终洗尽冤情，得以高中，还成就了颜生与金蝉小姐的大好姻缘。就连一向心高气傲的白玉堂都不禁称赞：“怪哉，怪哉！你小小年纪竟有如此聪明，真正罕有。”同样，《彭公案》中的彭禄儿从花得雨的刀口下解救彭公时并未依靠武力，而是运用计谋将歹人稳住，既没有令之起疑，又将彭公顺利救出。即便是《水浒传》中武艺高强的燕青在救主过程中也是用智多于用力。两箭射杀董超、薛霸固然需要高超的武功，但一眼识破吴用欺骗卢俊义上山的伎俩，在卢俊义回城要道上守候让其勿中圈套，于主人发配沙门岛途中暗中相随并在关键时刻出手相救，靠得却是其心思的缜密和头脑的机敏。他的谦和有礼、稳重睿智与性格粗鲁、行事莽撞的水浒诸英雄更是形成鲜明反差。

    反观有“蓝色文化”之美誉的西欧诸国，自古希腊时起那的人民就靠爱琴海而生，不断与海洋搏击，向自然挑战。他们所向往的是一种精彩而刺激的生活，提倡开拓冒险，讲究张扬个性，历来重视武功，讲究培养个人的胆识和力量。故而，西方所宣扬的是一种尚武的英雄主义，其心目中的英雄不同于《诗经·大雅》中温文从容的后稷（《生民》）、公刘（《公刘》）、古公亶父（《绵》）等，而是像《伊利昂纪》（今译《伊利亚特》）中的阿喀琉斯和赫克托尔等拥有勇敢的气魄和健壮的身躯。因此，在历史小说[注: 历史小说是小说的一种形式，它以历史人物和事件为题材，反映一定历史时期的生活面貌；长篇作品则可以展示某一时期的生活面貌和历史发展的趋势。]盛行、英雄人物辈出的19世纪，勇敢忠诚的义仆形象恰好与那个时代交相辉映。无论是《艾凡赫》中的葛尔兹，还是《上尉的女儿》中的萨维里奇，在救主过程中凭借更多的都是“勇”。当葛尔兹得知塞得利克一行人被绑架后，他的第一反应不是如何制定谋略或寻人帮助，而是打算带着小丑汪巴以寡敌众和敌人硬拼。之后在火光冲天的德·别夫城堡中寸步不离地保护主人靠的也是他的强壮和勇武。萨维里奇曾两次救主成功——一次是在白山要塞被攻陷后，普加乔夫下令绞杀格里尼奥夫时，他赶来相救；一次是士伐勃林欲将格里尼奥夫全家杀害，他冒死向祖林报信求救——靠的均是其过人的胆识。在西方的义仆形象中，不仅猪倌和老马夫骁勇过人，就连女仆也丝毫不显逊色，《双城记》中勇敢强壮的普诺斯小姐在掩护露茜母女脱逃、与徳发奇太太纠打、最后令对方死于走火的枪下、自己得胜而归这一过程中，彰显出的无疑也是一个“勇”字。

    恭顺与反抗

    在我们阅读中外小说时很容易发现这样一个不同点：在中国，仆对主不外乎“主人”、“老爷”或“少爷”等几种尊称；而在西方，主对仆却经常使用“我的朋友”等亲切字眼。由此可见，在主仆关系上，中国义仆表现更多的是对主人的恭敬有礼和绝对服从，而西方义仆表现更多的是独立意识和反抗精神。若要论及这种差异之起源，需从两地文化谈起。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