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先秦时代起，中国就已形成森严的等级制度，将人严格划分为高低贵贱不同等级，这种制度一直延续到清朝灭亡。在元、明、清三代，等级制度尤为严苛（元代对汉民极力打压，明代蓄仆、虐仆成风，清代则是以宗亲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君主高度集权专制）。由于封建等级制度的长期压迫和奴役，在侍奉主人的生涯中，往往主人发号施令，仆人就不假思索地服从，一生围绕主人而存活。即便他们遭到主人的误解、责骂或殴打，也依旧逆来顺受，不加反抗。在他们的意识里，被主人豢养，就理所应当为其尽忠尽孝。在强烈报恩理念的驱使下，他们往往自轻自贱，将个人性命看得十分淡薄，即使为主人牺牲性命也觉得天经地义。就像《水浒传》中的燕青一样，忍受主人的误会和责骂，为主人舍死忘生，但由于其心中根深蒂固的贵贱之别，导致他与主人之间形成了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很难建立起平等的友谊。至于《雪山飞狐》中的平四也同样如此，他为救主人胡一刀遗孤不仅痛失一臂，几度险些丧命，而且自始至终对胡斐谦恭有加，尊称“少爷”。

    与之不同的是，西方义仆在忠于主人的同时表现出极强的个性和反抗意识。在他们眼中，自己是独立的个体，而非依附于主人身上的附件，在与主人观点相悖时他们敢于直言自己的想法，在被主人误解或责罚时他们敢于发泄心中不满的情绪。这种独立意识和反抗性格源于西方张扬自我的个人英雄主义传统，得益于这种精神的继承和延续，西方义仆呈现出与中国义仆截然不同的风采：就好像《艾凡赫》中的葛尔兹，他为主人塞得利克养猪劳作，任劳任怨，对待主人的儿子艾凡赫比自己还疼爱，甚至为救主人不惜屡次身陷险境。但他渴望自由，不愿一直屈居奴仆身份，故而他一直努力攒钱，希望能早日为自己赎身。葛尔兹有着极强的独立人格，他虽然肯为主人尽忠卖命，但决不能容忍主人对他的误解和无理惩罚。因此，当塞得利克发现葛尔兹暗中帮助已被他逐出家门的艾凡赫，毫不犹豫地将其判为逃奴并施与严厉惩罚时，葛尔兹表现出极度不满，并进行强烈反抗。他为主人不顾亲生骨肉安危之举感到心寒，更加因主人对他的误解而愤愤难平。他大胆地在主人眼皮底下逃跑，还愤怒地宣称：“不管由于爱也好，由于怕也好，反正葛尔兹是不想再服侍他了。随他用鞭子抽我，或者给我加上手铐脚镣，或者砍掉我的头，无论怎样，从今以后他要强迫我爱戴他，服侍他，是绝对办不到的……我以圣安东尼[注: 在掘金阵中，安东尼是绝对的老大。数据显示，安东尼本赛季投中制胜球的次数，远比勒布朗-詹姆斯多。但就是这样一位球员，没有人把他当作全明星球员。]心爱的猪崽的名义发誓，我要脱离塞得利克。”即便是《上尉的女儿》中那位像母鸡护雏般疼爱格里尼奥夫的萨维里奇，在主人误会他暗中向其父母通风报信、反对自己与玛丽亚的婚姻时，萨维里奇也同样敢拿出证据为自己辩护，在误会澄清后，还不忘在其面前发出一连串的牢骚：“我为主人效忠，得到了什么好处！又是老狗，又是猪倌，又是使你受伤的罪魁祸首！不对，彼得·安德[注: 司马德宗-安帝，名司马德宗(公元382～418年)，孝武帝长子。孝武帝死后继位。在位22年，被刘裕买通宦官勒死，终年37岁。]列伊奇少爷！别怪我，全都要怪那杀千刀的法国佬……” 

    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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