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的责任：始终以关注中国文化命运为己任

    “父亲的哲学不是空谈哲理，也不是书斋里的机锋，他要‘阐旧邦以辅新命’，就是要汲取中国文化的精华，作为建设新国家的营养，永远关心着国家、民族的命运。他临终前完成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的最后一页，写的仍是张载的那几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以“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的冯友兰的女儿宗璞在回忆自己的父亲时所写下的一段充满感情的话，“听人说有哲学教师讲张载四句竟至泪下，可知怀有为国为民安身立命这种情怀的人并非少数。”

    贺麟曾说：“哲学的知识或思想，不是空疏虚幻的玄想，不是太平盛世的点缀，不是博取科第的工具，不是个人智巧的卖弄，而是应付并调整个人以及民族生活上、文化上、精神上的危机和矛盾的利器。哲学的知识和思想因此便被认为是一种实际力量——一种改革生活、思想和文化上的实际力量。”这与马克思所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有异曲同工之妙。从20世纪初的东西方文化论战、问题与主义之争、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真理标准大讨论、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都闪烁着哲学的力量和哲学家的责任，体现出哲人“岂可不尽所欲言，以为我国家致太平，我亿兆安身立命之用乎”的情怀。

    “回顾反思百年来北京大学哲学学科的创立与发展，不难发现它与中国近代以来的风云际会、社会结构的沧桑巨变如影随形，与中国文化的历史命运尤其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坎坷道路息息相关。”在梳理北京大学哲学学科发展史时，北京大学从事哲学研究的同仁们得出了这样一致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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