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假期间我在看一些闲书，如《谢无量文集》。谢无量这个人在现代文化史上很重要，但据我所知，除冯其庸和张汝伦先生外，近年学术界很少有人提及他。谢是四川人，是书法家、诗人、教育家。曾任《京报》《民权报》《独立周报》《神州日报》主笔，做过孙中山的秘书。他于1918年出版的《中国大文学史[注: 文学史，是研究文学发展历史的科学，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同属文艺学的范畴。-wenxueshi]》曾获得鲁迅很高的评价。一生著述颇丰，写过《中国妇女文学史》《佛学大纲》《中国哲学史》《孔子》《韩非》《中国古田制考》、《古代政治思想研究》等学术著作，是民国年间重要的学者。

    谢无量既懂西学，文史的功底也非常深，著作一般都是用文言文写成。我们现在研究中国文学史的人写不出像他这样的文章了，他从语言学、哲学也即文史哲的层面进入到文学，对文学史的理解很宽。这样一种在文史哲的大框架、大视野下来研究文学的方式就显得很厚重。不像今天大学分科，将文学切割得非常细，谢无量的文学概念也很宽，能够从中国文化[注: 中华文化，亦叫华夏文化、华夏文明，即汉族文化，汉文化。且流传年代久远，地域甚广，以文化圈概念亦被称为“汉文化圈”。中国文化不但对韩国、日本，]的特点出发来理解文学，有文章家的见识。对历史上不同时期的作家他比较宽容，用历史的眼光而非道学的角度来看问题。谢无量的文字学功底很深，他的写作本身也是一种文章创作，所以读他的文学史著作有一种文字上的享受。他在研究的过程中也表现出自己的智慧，很难得。比如说他谈中古文学史，从经书派、历史派、辞赋派、纵横派等基础上进入文本，显得非常大气、雄厚。

    近60年来，谢无量这种治学方法渐渐消失了，现在的文史领域也很难产生大家，原因很复杂，我想这与我们的学术制度和舆论环境有很大关系。我记得葛兆光先生在一些文章里也涉及这方面的问题，葛兆光是研究古文献的，可是他兼通历史、文学，将二者打开，因此他的写作也很有气象，是悟出治学之道的。读谢无量先生的书，我也在反省一个问题，这些年我们知识界因为追求西方理性表达的确切性，而将母语中很精致、博雅、大气的那种表达方式给放弃了，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中国文学史的写作到了一个必须调整的时期。

    谢无量不放弃传统的话语表达方式，同时又兼顾西洋的现代学术精神，因此他的眼光和别人很不一样。这使我想起不久前读到的《李劼人全集》。李劼人曾在法国留学，翻译过很多法国作家的作品。可是我们看他的《死水微澜》和《大波》这些作品，语言和表达风格都很地道、很中国，把四川的风土人情很深入地表达出来了。李劼人翻译了那么多法国人的作品，为什么自己的作品里没有洋腔洋调？这颇值得分析。我们知道，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很多作家写作很容易受翻译语言的影响，出现西化和欧化，如徐志摩。可是李劼人为什么没有欧化和翻译腔？我想其中的原因是他真正懂得了法国人的智慧——法国人在表达自己的思想时有法兰西的风格。在他看来，中国作家的写作也应有中国的风格。这个思路是对的。鲁迅当年走的也是这样的路。

[1]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