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从思想改造运动后到文革结束这段时期内，运动迭出，文人学者要坚持写日记，并真实完整的保留下，那是需要胆量与勇气的。“文革”中曾代替老师陈寅恪批斗并以此为荣的刘节先生，解放后一直记日记，但是简之又简，到“文革”时期日记最少时只有三个字，应该是怕给人留下把柄。钱锺书的清华老师吴宓，一生把写日记当做头等大事，事无巨细，记载极其翔实，连续性很强。但即使如此，1949年和1950年的两册日记却各仅存四五篇。原来，这两册日记，“文革”中吴宓交给朋友代为收藏，但朋友担心日记惹祸就将它焚毁了，他深为痛惜。同是在日本京都大学那个小型座谈会上，钱锺书说：在同一时期、同一环境之下，他岳父为了避祸，把他珍藏的小川环树富有欧阳率更书法风致的信，统统付之一炬，以免“里通外国”的口实，同样是无可弥补的损失。钱锺书和父亲一样，一生坚持写日记和读书日札，但在五十年代还是毁掉一小部分。“锺书起先把中文笔记和日记写在一起，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时传闻学生要检查‘老先生’的日记，他就把日记部分剪掉毁了。所以这部分笔记支离破碎，且散乱了，也有失落的部分，整理很费工夫。”（吴学昭：《听杨绛谈往事》第394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现在看来，钱锺书自己尚毁日记，何况托付他人？

    平心而论，在当时的历史大环境下，以钱基博的死前身份，和他一贯敢想敢写敢说的作风，加上石声淮的个性，烧毁日记也未出人意料之外。1957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在全党进行整风运动，号召党外人士提出批评和意见以帮助党整风。这一年，年刚古稀、身已患疾、作为政协委员的钱基博，响应“鸣放”号召，抱着切实帮助执政党[注: 代表统治阶级掌握或领导国家政权、负责组织政府的政党。资本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又称在朝党（与在野党对称），通常指负责组织政府（内阁），掌握国家行政权力的政党。]整风的态度，“本着爱国爱党爱民族的良好愿望”，给湖北省[注: 唐代中书省（隋因避讳作“内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中，关系最为密切的是中书省与门下省，它们合称为两省或北省（尚书省称为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写了一封后被人称为“万言书”的信。信中，他提出了很多事关党和国家建设大计的真知灼见，言语直率，措辞尖锐，对社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