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反右”开始。钱基博的“上书”震惊湖北省委。省委当即将这封信转交中共华中师范学院党委，要求学校组织对其批判。1957年9月，历史系和中文系组织教师连续几次对他进行了批判。钱基博此时的身体，已是一日不如一日，鉴于此，“校党委特许他待在家里，不参加批判大会，批判大会由他的女婿、原中文系教授石声淮代为出席，批判大会结束后，再由石声淮向他传达批判意见。”（《钱基博学术研究》第402页）在这个批斗的过程中，以及去世后，他是否被打成“右派”，在学者之间一直存在争议。一部分学者认为没有来得及给他戴上“右派”的帽子他就去世了，而另一部分学者则说，他早已内定为中右分子或右派分子，甚至是“极右派分子”，鉴于他的身体状况，没有告诉他而已。

    以钱基博去世前的这种身份，“文革”开始，石声淮自然害怕被抄家，害怕白纸黑字的日记惹祸，抄家不仅自己遭殃，可能会连带出家人的不幸，对此他早已心有余悸——“反右”时替岳父挨批的情形还历历在目。与其等人来烧，还不如“先下手为强”，一把火烧个干净。或许，他的初衷还是出于保护岳父，只是全然忘记那些文字的价值了。傅宏星先生曾私下对笔者说，石声淮即使不烧日记，以钱基博“内定极右分子”的身份，他的日记也在劫难逃。石声淮的无奈凸显出那种环境下知识分子被形势左右而无措的历史现实。对此我们只能报以同情之理解。

    如果一定要说这是谁的错，那只能说这是历史的错，是一个疯狂时代造就的错，而不是某个人的错。这注定是一场悲剧。“文革”之中，又何止一个如石声淮者呢？正如有些读者说的：“可恨的是时代，可惜的是文献，可怜的是人。我读石先生的‘无奈’之辩，倍感凄凉。”（豆瓣网“钱锺书小组”）钱锺书在京都大学那次座谈会最后也说：“文革”期间，更大的损失、更惨的遭遇，何只千千万万？自己的损失，相比之下，也算不得甚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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