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袁世凯为什么要称帝，近百年来，史家做过各种解读。王燕琦避开了这类学理性的争论，而以小说家的笔触，运用历史考据与细节描写，描摹了一个个性鲜明的袁世凯，同时生动鲜活地铺陈了袁氏逆潮流而动的历史过程，由此也展示出了开历史倒车的政治逻辑。

    用书中人物梁启超的话说，君宪与共和，并无优劣之分。若能还权于民，权力能得到有效的制衡与监督，真君宪胜过假共和。然后在现实政治中，选择君宪还是共和，必须受制于历史之情势。这就是梁启超为什么在清末鼓吹君主立宪，而当袁氏以行“君宪”之名复辟帝制时，坚定地捍卫共和，因为梁氏能看清历史大势。清末“预备立宪”，国人还对清廷抱有幻想，立宪的时间表和路线图亦有相当的合理性，此时若行君宪，或可以挽狂澜于既倒。然清廷当国者如监国摄政王载沣等人颟顸而自大，“皇族内阁”一出笼，令天下士民寒心，武昌起义枪声一响，共和成了必然的选择。从此，“君宪”之梦，覆水难收。

    袁世凯所处的时代，以及他的经历，决定了他是中国从帝制走向共和的过渡人物。清末士林评价袁氏乃“不学有术”。他颇具政治智慧，然而其学养与儒学功底，远不如前辈曾国藩与李鸿章，因此所谓“君臣大义”，在他心中倒不是障碍，而对共和、宪政、民主这些现代政治学的概念，确是茫然不解。他是被历史的潮流推向“中华民国[注: 中华民国是从清朝灭亡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期间的国家名称和年号。简称民国。位于亚洲东部、东临太平洋，成立于1912年的民主共和国，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战胜国及联合国五个主要创始会员国之一。]大总统”的位置上的，包括他在内，中国当时诸多政治精英并不知晓“共和”的精髓。以“术”之成熟老道在政坛沉浮数十载的袁世凯，无理想主义情怀，唯有利害之计较，面对“国体之争”这样中国第一号的政治问题，作为当局者，误入歧途亦在意料之中。

    当然，袁世凯的利害计较，不仅仅指皇位之尊荣、子孙之富贵，我们不得不承认作为一代枭雄，他也有对国家利益的考量。袁氏与其同时代的人，包括北洋僚属冯国璋、段祺瑞等人，也包括政敌孙中山，乃至后来的蒋介石，面对中国疆土之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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