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之多、民生之苦、外患之重、体制之积弊的现实,认为中国需要一个强有力、高效率的中央政府和有威望的强势领袖控盘,乃是共识。
袁世凯当了大总统后,皇权覆亡,共和草创,从制度层面至文化层面,在中国尚属刚刚起步,效率低下、积重难返乃情理中事。《洪宪梦》中第一章,袁世凯见英国公使朱尔典时说的一番话:“眼下所谓总统权力,其实尚不如当年我做直隶总督的权力便宜,办起事来处处掣肘,因此这些年办共和,也没有办出什么名堂来。”
像袁世凯这样传统的政治人物,要办大事必须集权简直就是一种执着的迷思。袁氏败亡后,孙中山偏处南方一隅,处于军阀势力的夹缝之中,最后选择了师法苏俄。效仿其党国体制,以党领军,以军领政,党首掌握军权,以军力为后盾,用党的组织掌控社会各个层面,因此有了“军政、训政、宪政”的三步走计划。而袁世凯当大总统时,“十月革命[注: 十月革命,也称为布尔什维克革命。因发生在俄历10月而得名。1917年4月16日,列宁回国参加俄国十月革命。 被宣传为俄国在列宁、]”尚未发生,即便是天纵英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袁氏怎么可能无师自通,想出列宁、斯大林的套路?因此,对袁氏而言,如何集中权力维护国家利益,恢复帝制就是一种路径依赖。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历史局限”,袁氏无法突破这种局限。人普遍的心理是容易相信他愿意相信的事物,基于他这样的见识,那么无论是其长子袁克定,还是政客杨度,或者洋顾问古德诺等人,主张恢复帝制的言论就易入袁氏之耳。即便无书中所描绘的袁克定专门出版一张《顺天时报》来欺骗乃父的故事,袁世凯同样会相信恢复帝制乃顺民心应天意。——有了“心魔”,就会产生信息的自我屏蔽,“兼听则明”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
历史局限和人性弱点叠加,是铸就袁氏悲剧最重要的原因——这是我读《洪宪梦》最深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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