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学者余秋雨看来，20年前美国人亨廷顿喧嚣一时的 “文明冲突论”，近年来之所以遭到许多严厉的学术批判，是因为冲突论对文明的多样性存活做了三个错误假设：设想人类的每一个文明部落在文化归属上只能是单一的，而人类发展的世界史证明文明的归属和选择是多重的、叠加的；设想不同文明之间的边界是一条条水火不容的封闭式断裂线，事实上所有这些边界是多孔的、互渗的、松软的，是异中有同，同中有异，甚至大同小异的；设想每种文明的传承都是保守的、凝固的、复古的，事实上，世界上多种文明都在忙着创新、改革、广采博纳、吐故纳新，“一切活着的文明都很不确定，一切健康的文明都日新月异”。

　　承认、重视、鼓励文明的差异性发展，疏通、开凿文明交流融合的渠道，放下文明冲突论，举起文明融合论，让万条支流充实和丰盈，奔涌向前，汇聚、滋养、丰富、构成人类文明这条波澜壮阔、百舸争流的宽阔大河乃至汪洋大海。

　　从政治学和社会学角度出发，一旦深受“文明冲突论”和“人类进化论”影响，很自然地会产生“国强必霸”这一顾虑。进入21世纪，中国这个沉睡了一个多世纪的东方古国，跃升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成为世界舞台的焦点。正如德国《世界报》刊文所言“中共十八大的召开，是指明国际政治走向的一件大事”，在世界各国对中共十八大政治走向密切关注的同时，“经济大幅复苏的中国势必重新划分全球利益格局，成为人类和平的隐忧”这类论调绵延不绝，既让世界恐慌，也让中国委屈。但是，人类文明的发展史表明，文明的发展形态和选择指向是多重的、叠加的，而非单一的、线性的。以中国为证，“它之所以能长期存在，有地理原因，也有历史原因。中国在它的大部分历史时期，没有建立过侵略性的政权。也许更重要的是，中国伟大的哲学家和伦理学家的和平主义精神约束了它的外向扩张。” （美国学者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恩斯和菲利普·李·拉尔夫合著的《世界文明史》）因此，400年前，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经过整整30年的考察实践，在晚年著述的《利玛窦札记》中写道：“虽然中国人有装备精良的陆军和海军，很容易征服邻近的国家，但他们的皇上和人民都从来没有想过发动侵略战争。他们很满足于自己已有的东西，没有政府的野心。在这方面，他们与欧洲很不相同。我仔细研究了中国长达四千多年的历史，不得不承认我从未见到有这类征服的记载，也没有听说过他们扩张国界。”中国文化中“以人为本”、“尚中贵和”的伦理认识要溯源至中国早期哲学思想的创造和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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