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得知有机会可以陪政府代表团来中国的时候，他在1972年第一时间成为了德国外交代表团的一员，回到了他22年来日思梦想的中国。之后他在“四人帮”倒台后的1977年5月—6月与慕尼黑的汉学家鲍吾刚（Wolfgang Leander Bauer, 1930-1997）跟随联邦德国[注: 联邦德国位于欧洲中部，东邻波兰、捷克，南接奥地利、瑞士，西界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法国，北与丹麦相连并临北海和波罗的海，是欧洲邻国最多的国家。]大学的汉学家和东亚艺术史学家代表团来到中国。傅吾康对这一片土地的热爱体现在他的报告之中：

    对于理解传统和现代中国，这次旅行所提供的内容和收获远远超过了我的期待……人们在一个贫穷、落后、紊乱和腐败的国度里做的事情令人印象极为深刻：为保证大多数人的最低生活水平而采取的行动，仅此一项就是巨大的成就。鉴于人口总数，今天的生活水平比过去还低的人已为数不多了。

    ……至于老百姓，虽然在团体旅行时与他们轻松交谈的机会有限，但还是能得到足够的印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发生了全面的结构性变化，然而，中国人的本质和行为方式没有根本的改变。这一感觉令我很欣慰：中国仍然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中国人既非天使也非魔鬼——在外国，批评家经常根据自己的立场如此描写中国人——而是与其他所有人一样，拥有程度不一的令人喜爱的秉性。在这次短暂的旅行中，我和中国人有多次令人高兴的相遇和交谈，日常生活的气氛令我愉快。因此，对我来说，告别中国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

    27年后再对自己曾生活过13年的“家乡”做细致的考察，让他有别于一般的记者或旅行者对中国的认识，傅吾康可以跟之前他亲历的中国相比较，尽管依然存在着诸多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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