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近来我在研究民国时期的德国汉学与中国学术之间的互动时发现，从晚清教育制度的改革，特别是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经学在中国的彻底解体，到中国现代学术体系的真正形成，域外汉学（特别是德国汉学）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实际上来自欧洲的汉学家们对中国的重要影响并不在汉学方面，而是在各不同学科。这些汉学家在本国都受到过不同学科系统的专业训练，他们来到中国之后，跟中国的学者相比他们的强项显然不在经子史集诸方面。1933年纳粹上台后，大批的德国学者来到中国，他们要在中国生存下去，就要接受在大学中的有关德国文学、哲学、历史学、社会学、民族学等的课程。他们的优势在于，这些往往是从西方事例出发总结出来的元理论，经汉学家结合中国的事例的讲授，更容易让中国学生和学界接受。

    如果说晚清时期的知识分子是在异常紧迫的政治形势下对西学做了应急式的接受的话，那么进入民国之后，正是借助汉学家的方法和理论，中国传统学术才完全融入到了现代西方学术体系之中去。而曾在成都的国立四川大学、西南大学担任历史系教授、在北京大学担任西语系德语教授的傅吾康，自然也对于中国现代学术的建立和完善扮演过重要的角色。

    如果我们仅是从上述的一个方面来理解德国汉学家的话，显然是不够全面的。实际上，汉学在以自己母语的形式进入西方学术思想之中以后，马上就为其自身的文化发展提供了来自异域文明的新的参照系。正是借助于德国汉学家对中国思想的翻译和介绍，中国文化和思想的成就才为德国的主流思想界所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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