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05-1963）和我负责中文书籍的打包和拆包。这些情况都告诉了海尼士，他想表示感谢，就请我们两人上餐馆。喝了一点啤酒后，海尼士开始讲他在中国的经历：1904年到1911年间，他在武昌（今天武汉的一部分）的军事学堂——武备学堂担任德语老师。此时此刻，当他谈到“中国人”时，与在中国通商口岸生活的外国人通常所做的一样，以同样的无知和轻蔑谈论“中国人”。我深为震惊，我在父母家里从来没有听到过人们如此议论中国人，虽然我父母也在外国租界区，确切地说是在北京公使馆生活过。回家后，我极为愤怒地讲述了海尼士的观点，我父亲保持沉默——他不愿意说自己的同事兼接班人的坏话——但我发现，他是理解我的。
1937年傅吾康到了中国之后，依然保持着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热爱。他在1943年8月12日，给父母的信中写道：
我在这里的环境跟大部分其他的欧洲人士相比，与中国的世界更为接近，更为密切。跟在北平的汉学家们相比，也是如此。毋庸讳言，我自己也以最强烈的方式感受着这一文化的影响。从而也具有了从另外一个视角审视欧洲的能力。现在能如此透彻地认识这许多事物，以至于我已经不可能重新回到原先那充满成见和片面性的生活中去了。如果我们生活在五万年前的话，那肯定会比现在容易得多！另一方面，我也不愿意成为一个亚洲人，越是与我周围的环境亲近，我就会越加清晰地认识这里的一切。我自己亦愈加清楚地知道，我与他们之间的差别。我不愿像其他人一样陷入到这两个世界之中去，而完全没有了自己的立场。但我却清楚地意识到，我的立场在哪里，这一点我真的要感谢你们，这是你们在有意和无意之间教给我的，从做各类小事开始，一直到责任感、独立思考的培养，这些都为我在思想方面深入探究周围的环境，并为我的行为打下了一个人类学的基石。
尽管傅吾康热爱中国，熟悉中国，但他那欧洲人文、人类学的视角却从未改变过，对他来讲，有意思的是既生活在两个世界之间，又不至于丧失自我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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