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 历史学家古希腊三大史学家是: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色诺芬 以下是关于他们的详细介绍: 希罗多德他是古代伟大的历史学家，他被人们尊称为“历史之父”。]，傅吾康一贯重视史料的运用，并将中文文献与西文资料并重，他的《明代史籍会考》就是在这方面最好的例证。在方法运用方面，他总是力图以西方的学术思想为出发点，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让欧洲学界尽可能多地理解远东的文明。在《中国与西方》一书中，傅吾康便称：“跟中国人的西方观相比较，在书中我更深入探讨的是西方人的中国观。因此这本小册子署为《中国与西方》而不是反过来的《西方与中国》。作者的首要任务是要让读者理解中国的立场以及面对西方时的中国态度。”此外，在历史的梳理方面，傅吾康从其父福兰阁那里继承了中国历史乃是一个连续发展过程的观点，对于中国近代史中出现的运动和观念，他总是到中国历史中去寻找根据。在《中国革命的百年》（1980年修订版）一书中，傅吾康便强调要从中国历史的整体去看中国革命的观点，认为中国近代史只是中国历史的自然延续。他从《易经》里“革命”的概念及孟子“君为轻”的思想出发，证明了“革命”并非到近代才突然出现的西方观念，作为争取平等权利的手段，“革命”在中国历史中一直存在着。

 

    跟将中国看成是一堆历史的古典文明这样的看法不同，傅吾康一直在努力地寻找古代、现代以及当代中国发展的历史轨迹。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他在上个世纪50年代曾与古典语文学派的海尼士（Erich Haenisch, 1880-1966）教授展开过激烈的辩论。他认为，海尼士所认为的近现代中国研究以及汉语口语不具备学术性的观点，尽管在第三帝国的时候使汉学免遭了政治的影响，但却割裂了中国历史的传承。在这一点上傅吾康依然秉承着他父亲的观点，亦即中国历史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傅吾康对近现代中国研究以及现代汉语的重视，实际上也开启了德国中国学研究的先河。

 

    四

 

    傅吾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快乐天性：随遇而安。我特别欣赏他面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时的随和、开放的姿态。汉学的家庭背景，殷实的家境，父母有条件让他在汉学方面比同辈人更具有优势。父亲福兰阁尽管在德国驻中国公使馆做翻译13年之久（1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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