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开始我就日复一日地愈来愈明白，我来到的中国并不是像很多欧洲人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文化落后的国度。这是在古代有着高度独立的文明的国家，并且一直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在别处人们往往只能通过别的方式，如记述、出土或者从其他方面获得断篇残简，艰难且无法完整地予以修复，在这里却是生机勃勃的当下，人们可以有意识地认识和经历这一切。

    这样的一个立场也许能够解释，为什么从福兰阁的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除了一再重复的对自然景观的迷恋和惊叹外，他尽可能客观地杜绝了各种各样的偏见。傅吾康正是在这样的一个氛围中成长的，因此他对中国文化以及中国人抱有跟当时大多殖民主义[注: 殖民主义(colonialism)，资本主义国家采取军事、政治和经济手段，占领、奴役和剥削弱小国家、民族和落后地区，将其变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侵略政策。]者不同的态度。

    傅吾康从一开始就不喜欢柏林的另外一位汉学家海尼士（1932年10月，他从莱比锡来柏林，接替福兰阁在柏林大学汉学系的教授一职），这除了跟他们上述的学术主张有关外，更重要的是他认为海尼士对中国人的态度是他没有办法接受的。他的自传《为中国着迷》中记载了一则小故事很说明问题：

    另外一次经历也令我对海尼士保持距离。海尼士1932至1933年冬季学期来柏林上任以前，10月初，我们系要从法国大街搬到城堡附近一栋叫做“宫廷马厩”的古老楼房里。1930年从我父亲那儿获得博士学位的白乐日（Stefan/Etienne Balaz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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