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一座图书馆。
几年前我在主持编译《德国汉学:历史、发展、人物与视角》一书的时候,曾经对20世纪的德国汉学做过简短的概括——享誉世界的德国汉学随着德国历史的变迁经历了不同凡响的发展历程:20世纪初,首先受到帝国扩张主义的影响。在希特勒[注: 阿道夫·阿道夫·希特勒,奥地利裔德国政治人物,1921年成为纳粹党党魁,1933年被任命为德国总理;1934年成为德国元首。]的纳粹时代,部分学者被迫[注: 被迫 拼音: 解释: 1. 受外界迫使。如:敌人被迫放下武器。-beipo]流亡。而二战后东西德的分裂,也使得双方汉学研究的路向南辕北辙——东德汉学为逃避政治的敏感而长期处于孤立地位,并遁入了一些不食人间烟火的“安全”研究课题中;由于传统汉学过分强调理想化的中国形象,西德汉学在六七十年代[注: 七十年代”是指一个世纪的第7个十年。现在特指20世纪70年代。在七十年代,世界形成了美日欧三足鼎立的格局,多极化正式形成。]的学生运动中,形成了对中国的误读,以致于使一场原本是反对权威的运动,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1990年东西德的意外统一,双方的汉学又重新接轨。由此看来,德国汉学发展史其实就是一幅百余年来现代德国的政治和人文学科演变的缩影图。除了20世纪初受到帝国扩张影响的一段汉学历史之外,傅吾康经历了后来所有的发展阶段。
在论及20世纪德国汉学的辈分的时候,顾彬(Wolfgang Kubin)教授认为:
自1905年以来德国汉学可以分为三代:一、“父亲”的一代,他们在1911年前后在中国生活过,他们的研究对象基本上是古典中国。二、“儿子”的一代,这些人在1945年以后必须重建被纳粹摧毁的汉学,而在冷战时期没有机会到中国旅行。他们主要以中世纪和近代中国作为其研究的方向。三、“孙子”的一代,因为他们在1973年以后可以受邀到北京去了,因此也帮助建立起了一个现代的汉学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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