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沿袭下来。换言之，朱元璋、朱棣父子，特别是朱棣个人经历和政治文化心态等偶然因素，严重地影响了明前期南、北制因素的整合及走向，致使明前期的整合再次以北制占优势。明中叶以后较前期明显改变，南、北制因素开始实施另一次的整合，而且是改而以南制为重心。主要表现在：募兵制逐步占据主导，“一条鞭法”取代“配户当差”户役法，民营纳税淘汰匠役制，等等。尤其是万历九年（1581年）的“一条鞭法”，应该是南、北制因素的再整合的关键。某种意义上，重在革除徭役的“一条鞭法”，亦是南制因素压倒北制的“里程碑”。然而，在某些领域内北制因素或改变无多，或依然如故。尤其是伴当仆从隶属，籍没制及贱民遗留，对明代朝野的影响普遍而深刻。
三
以上唐宋前后南北地域差异博弈整合的探讨，似乎能给予我们一些有益的启迪与思考：
社会经济及民族交融，固然是历史发展的基础或主线，其作用也是关键性的。然而，中国的疆域毕竟太大，社会经济及民族交融等往往是和南、北等地域差异揉合在一起，共同影响制约着历史发展进程。尤其是东晋和南宋两次南渡，直接导致经济、文化重心南移，以及长达两百年左右的南北分裂对峙，还造成长江、淮河为界的南、北方社会经济发展[注: 概念 一个国家摆脱贫困落后状态，走向经济和社会生活现代化的过程即称为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不仅意味着国民经济规模的扩大，更意味着经济和社会生活素质的提高。]水平、民族文化等颇有差异的两大地域承载板块。以上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及民族交融等主线因素，遂经常是以南、北地域为载体，来施展或表现。在这个层面上，地域子文明间的博弈整合，构成了中华文明五千年发展驱动力中不可忽视的因素，唐宋变革抑或元明整合发展，都隐含着南、北地域差异的博弈整合的内容。
如果说战国时期东、西二系统承载着齐国士农工商“四民”体制与秦国军功爵耕战体制的对决，那么，唐宋前后南、北二板块所承载的则是唐宋变革“富民”重商体制与北方民族父权制、中原编民耕战制混合体间的较量。略加考究就会发现：自春秋战国[注: 春秋战国时期，旧制度、旧统治秩序被破坏，新制度、新统治秩序在确立，新的阶级力量在壮大。隐藏在这一过程中并构成这一社会变革的根源则是以铁器为特征的生产力的革命。]以来两千年汉地王朝的历史，长期贯穿或隐藏着商鞅“编户齐民[注: 编户齐民 汉代封建国家直接控制的民户。 为何要实行编户齐民 为保证赋役制度的实行，汉代政府实行极严密的户籍制度。规定凡政府控制的户口都必须按姓名、]”耕战体制与地主租佃制“富民”重商模式之间的角逐博弈，二者的反复交互作用，遂导致魏晋南北朝部曲佃客制、唐宋变革及晚明及清繁盛等社会经济层面的“根本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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