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对中国育蚕术传入拜占庭事件的研究。此一问题前辈学者如齐思和等虽早有涉及，但都不是专门的研究，不够完整，深度不足。作者以拜占庭史料为基础对事件进行复原，认定蚕种传出地应是西域，具体说，是在当时已经掌握养蚕术的和阗、费尔干纳与河中地区某地，而蚕种携出者应是此时活跃在西域地区的景教徒；尤其是，作者对迄今西方学者还一贯坚持的“中国人阻止养蚕技术外传”的观点进行了认真评析，澄清了这种见解的错误，并对养蚕技术向外传播迟缓的原因作出了解说，详密程度均超过以往的研究。

    三、对汉籍记载的拜占庭向中国遣使的研究，尤其是对《旧唐书》所记“贞观十七年（643年）拂菻王波多力遣使”的研究。作者认为记载中拂菻王“波多力”乃是拜占庭皇帝新称号Basileus的译音；贞观十七年（643年）的这次遣使可能是拜占庭帝国著名的皇帝希拉克略[注: 希拉克略 Herakleios（575—641年），拜占庭帝国希拉克略王朝第一任皇帝（610—641年在位）。受命于为难之际，](610年-641年)生前策划，而由其他人实施，其目的是想联合唐朝共同抗击新兴阿拉伯势力的进攻。作者对这一见解的论证颇为详尽。关于宋代拜占庭遣使中国的研究，也有令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四、对景教东传过程及在中国境内传播的希腊-拜占庭文化的研究。作者对掌握的多方面的材料研究证明，景教徒进入中国境内进行传教活动过程中，介绍了许多希腊-拜占庭渊源的文化技术，如开脑治疗眼睛暂时失明的治盲术、多种药材及医药知识；计时自鸣钟的制造方法，“凉殿”“自雨亭”之类夏日纳凉建筑的建造技术；希腊天文学知识（如翻译托勒密天文学著作《都利聿斯经》）及基督教绘画艺术等。作者这一部分的研究使人们看到以往学界所忽略的一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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