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而言之，孔子讲的“和而不同”与史伯讲的“和实生物”是两个不同的命题，适用的领域也不一样：一个适用于社会领域，主要是讲人伦关系的；一个适用于自然领域，主要是讲阴阳二气或五行之间的相互作用的。这两个命题所涉及到的基本概念是不能互换的，“混合”不等于“和睦”，“不相同”不等于“不苟同”。

  ●在封建社会[注: 封建社会是分封制定义的一种社会制度。这种制度下，国王向各类封建领主授予采邑，而封建领主向国王效忠，从而形成了一种金字塔式的国家治理结构。]里，君臣之间很难真正做到“和而不同”

  孔子平生十分重视君子小人之辨，同时也十分重视君臣关系。事实上，孔子所强调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也包含着君子小人之辨。因此，从君臣关系的角度来阐释“和而不同”是很有必要的。《左传·昭公二十年》记晏子的话说：“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在决定重大问题的时候，臣下“献其否”来革君心之非，以免出现过失，是君臣关系“和而不同”的具体体现。《左传·晋楚城濮之战[注: 城濮之战初期，晋军兵力劣于对手，又渡过黄河在外线作战，处于不利的地位。但是晋文公能够善察战机，虚心采取先轸等人的正确建议，选择邻近晋国的曹、卫这两个楚之与国为突破口，先胜弱敌，取得以后作战的前进基地。]》中，较之楚国君臣的“不同又不和”，晋国君臣则能做到“和而不同”，群策群力。宋人遭到楚国进犯而向晋文公求救，子犯认为这是晋国与楚国交兵的良机，“不可失矣”；而先轸则从是否合“义”的角度明确提出反对意见及解决方案，最后为晋文公所采纳。而那些昏聩之君，佞幸之臣，纯粹是互相利用，当面说好话，背后看笑话，其结果正如东汉荀悦所说，“唯其言而莫予违也，则几于丧国焉”（《申鉴·杂言》）。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