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就其发生、延续的时间空间，还是对现代人所具影响的深度广度而言，中国的文明、中国的文化，在人类文明史上都是一个重要类型（也可称为典型）；中国“类型”是客观的而非虚构的历史和现实。但是，人类文明史上所谓的“中国路径”，也就是对中国文明总体之“文化整合”（culture complex）特征的概括，却是研究者根据他所能掌握和理解的资料，主动“建构”的产物；其基本内容，不仅因研究者的知识、时代而异，更重要的，还与研究者对中国文明某一部分之当下表现形态的感受、评价、愿景有关，甚至还与他的表达策略和表达方法有关。

    必须承认，我们在人类文明史的广阔背景下讨论“中国路径”，肯定具有明确的现实关怀：这一研究对于反思中国经验，观察[注: 观察是一种有目的、有计划、比较持久的知觉活动。WWw.lsQn.Cn观察力是人们从事观察活动的能力。观察时运用外部感觉器官直接感知客观事物的表面现象和外部形态的一种计划性和目的性很强的自觉感受活动。]中国现状，展望中国未来，推动中国进步的意义是巨大的。但是，对这一点的强调，不应导致、更不应满足或陶醉于“中国特殊性”的一般结论之中。我们的兴趣、责任和当下使命，是要使这场讨论努力体现出一个具有广阔研究视野的“类型学”（Typology）范式。

    “类型学”涉及了内、外两个方向：

    一、内向。无论是中国文明的“文化整合”层面，还是作为组成部分的各“文化要素”层面，都存在、且不断产生着大量需要说明、破译的未解之谜。认真观察中国文明各时代、各区域的表现形态，忠实回溯各组成部分的形成过程，由此概括出各具体领域的基本特征，是作为文化整合之“中国路径”得以确立的前提。宋儒所说的“理一分殊”，似可形象概括这一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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