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世哲学与思想史上，区域性思想流派的形成与互动是一个非常显见的现象，整个近世思想文化[注: 西方思想文化15世纪至17世纪，可以说是欧洲社会的转型时期，是中世纪向近代过渡的时期。这一时期欧洲经历了重大变革，而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文艺复兴”运动。]在很大程度上亦因此得以建构与演化。从长时段的视域来看，比如从宋一直到清，乃至清末民初，浙学显然在其中扮演了极具特色而又极富活力的角色。在长达千年以上的历史过程中，要对浙学作出某种形态化的界定，事实上既不可能，也无必要。但是，颇具意味的是，浙学在自身演化的每个阶段，却常常或建构已有的传统，或表达共同的识见，或追步前人的志业，从而有意无意地保持着浙学的连续性。比如叶适对北宋永嘉学术的梳理，无疑是在建构已有的传统；王阳明对文中子王通的高度肯定，足以让人回想起陈亮的识见；黄宗羲颜其书斋为“续抄楼”，正是要接续黄震的学术；以至于清末民初孙诒让[注: 孙诒让，又名德涵，字仲容，浙江瑞安人，对经学、史学、诸子学、文字学、考据学、校勘学等方面都有成就。为浙南近代教育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并为地方启蒙运动和刷新乡土社会风气起着巨大作用。]、章炳麟[注: 章炳麟(1869.1.12-1936.6.14)，字枚叔，号太炎，又名章太炎，浙江余杭人。Www.LSqN.cN近代民主革命家、古文经学家、思想家。]对浙学的整理与振扬，不仅见于学术，而且呈于实务。毫无疑问，在这种不断的回溯过程中，既使得区域性的思想传统得以赓续，又意味着浙学确实具有着自身的精神维度，思想者们沿此维度展开他们的论学，表证他们的关怀。尤有意味的是，在今日浙江，从政府到民间，从学者到商人，这一传统依旧，而且不断地被呈现出来。

    然而，充满戏剧性的是，浙学的精神维度似乎从一开始就呈现出巨大的分裂，因为其指向分别是外在的活动与内在的精神：事与心。叶适在《温州新修学记》中对此表述得非常清楚，他追述永嘉之学的由来，将其精神关怀并列地概括为两个反向的维度，即内向的“必兢省以御物欲”与外向的“必弥纶以通世变”。但是，叶适在作出这样的梳理时，显然没有因为永嘉之学具有这样反向的精神维度而表现出丝毫的紧张，恰恰相反，他的阐述显得他完全视其为应然。这意味着，心与事反向的精神维度，其分裂只是表面的。在浙学的思想世界中，心与事的精神维度的反向性实质上存在着内在的统一性，其表面的反向恰为之打开了极大的思想空间，构成了必要的思想张力。心与事的反向诉求没有构成精神的分裂，相反，彼此恰成为对方存在与生长的前提与动力。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