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如果考察具体思想流派的精神诉求，似乎仍然不可否认，不同时期的浙学在心与事的维度上呈现出了某种显见的偏向。比如由其名称即已表达的那样，宋代的事功学偏于外的事的成就，明代的心学重在内的心的确立。但是，在事功学与心学各自的思想中，这种偏向与其说是以另一维度的遮蔽为前提，毋宁说是逻辑地预设了另一维度的存在，因为无论是事功学，还是心学，都似乎强调此一维度的彰显恰是得力于另一维度的支撑，同时又促进了另一维度的延伸。它们所呈现出来的那种显见的偏向，固然来自于它们的理论重心，但同样也不免是一种因名而致的误解。

    先看事功学。叶适尝针对朱熹《中庸章句序》中所确定的道统，在《习学记言序目》中“总述讲学大指”，详加反驳，以阐明他对儒学精神的认识。按照叶适的阐述，儒家的根本精神并不是围绕着人心—道心而展开的单纯的主体精神的培植，而是在包含了社会伦常与制度工具两方面内容在内的人类文明的建立。这可以说是事功学全部论说的宗旨。但是，在叶适的思想中，这个人类文明的建立，根本上无法依赖于以术下神或徒恃一悟的古今神秘主义，而见闻几废的陆学与狭而不充的朱学同样构成误导，只有依赖于人心在多识前言往行中培育起来的知识理性。而且，叶适强调，人心具有内在的向学主动性，犹如山泉流向江海。换言之，事功既依赖于人心的知性力量，又表证着人心的知性成长。

    转观心学。虽然建立内在的主体精神是阳明思想的核心诉求，但阳明强调这一主体精神的成长，根本上有赖于事上磨炼。阳明与弟子最后的天泉证道，意欲表达的核心精神，实在于申明作为本体—主体的人心的充实成长是在动态实践中实现的，而不是自囿于精神世界中的某种规定。阳明后学之所以陷入空禅，门径虽殊，但根源为一，即外在的事或隐遁或误判，内在的心终不能有效落实。后来刘宗周[注: 刘宗周是明代最后一位儒学大师，也是宋明理学（心学）的殿军。他著作甚多，内容复杂而晦涩。他开创的蕺山学派，在中国思想史特别是儒学史上影响很大。]起而纠缠，在《人谱》中所开辟的人心成长道路，正在于将内在的心的成长自始至终放置在外在的践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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