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故一九四二》由灾难一直到最后的离婚启事，征引了很多材料，但光是这些材料是拼凑不出一部小说的，它需要一个态度。小说里没有我的态度，有的是生活在1942年的很多人的态度。

    1942年有哪些人呢？其中蒋介石[注: 蒋介石（1887.10.31—1975.4.5），名中正，字介石。浙江奉化人。国民党当政时期的党、政、军主要领导人。1908年留学日本并加入同盟会，]有一种态度，日本人有一种态度，英国人、美国人、苏联人有一种态度，灾民也有一种态度，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注: 是美国人，著名记者，本名叫西奥多·Ｈ·怀特（Theodore White），因为热爱中国，将自己的名字改成了白修德。抗日战争时长期任美国《时代》周刊驻重庆记者，]、美国驻重庆大使[注: 大使全称为“特命全权大使”。由国家元首任命，在所驻国家代表本国及本国元首，为最高的外交代表。此为国际公认的准则，而非个别国家的规定。]馆外交官谢伟思等都有自己的态度。

    从当时的媒体看，《大公报》有一种态度，《中央日报》有一种态度，《河南民国日报》还有一种态度。

    谁的态度是最准确的？是灾民的态度。灾民的态度是什么？是面对生死的幽默态度。我觉得它考量的是作者这些东西，所以最后出来的是这样一个调查体小说。

    记者：“温故而知新”，通过直面1942年的这一场灾难，小说试图向今天的人们告知些什么？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