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传统是强调“争鸣”。无论涉及企业目标、发展理念，或是发展方式，企业决策者都鼓励同仁和下属各抒己见。经过争论，终了达成的不是“一致”，而是“合理”的共识。由于不同的见解顾及到了不同方面的问题，总体上减少了企业发展的隐患。企业管理在矛盾中，在各方争鸣中达成合理、和解、和谐。如果能形成这样的“求同存异”机制，或者形成“求大同存小异”的机制，就会逐渐铸就“和而不同”的文化。这种文化可以使企业具有活力而长久不衰。
黄爱平（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
中华文化基于“厚德载物”理念而产生的包容精神，不仅体现在中国境内各地区、各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与吸收，而且还反映在中华传统文化对外域文明的吸纳与融会。产生于明清之际的“西学中源”说，就是中国知识界认同和接受西学，理解和论述中西文化关系的理论依据。清代初年，是“西学中源”说初步定型并得到学人士子认可的阶段。天文历学、数学、地理学、医学药学、乐学、农学、机械制造等西方科学技术文化先后传入中国，进入宫廷，不仅被统治者[注: 统治者 tong zhi zhe 〖the ruler〗 所谓统治者，是一个独立主权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他统治的领域具备一个国家的性质，他在同时和后世均被广泛认可。]上层和知识界的有识之士所热衷和接受，而且还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实际应用。康熙以后，西方的宗教遭到禁止，但在“西学中源”说的余波影响下，西方科学技术的传入仍得以延续，有一技之长的传教士仍然被容许进入宫廷，或主持参与钦天监的天文历法工作，或承担地图绘制、园林建筑、机械制造等事务，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在为西学传播扫除障碍、开拓空间的同时，“西学中源”说还刺激了知识界对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重视。学人士子纷纷致力于古代典籍的整理和研究，由天文算学而诸子百家，不仅使一大批珍贵的古代文献典籍得以重见天日，而且发掘出其中蕴含的学术文化价值，从而为中西文化的进一步比较研究提供了可资参考借鉴的思想资源。作为时代的产物，“西学中源”说与晚清时期出现的“中体西用”说先后相继，相辅相成，体现出中华传统文化包容吸纳西方文明的独特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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