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入学的中文系教授蒋绍愚，直到现在，还常常回忆起到图书馆抢座位的情景。“匆匆地吃一口早饭，就背着书包，夹着饭碗，从食堂向图书馆走去。图书馆还没有开门，但门外已聚着一堆人，也都是背着书包，夹着饭碗，有的手里还拿着一个小本子，在熹微的晨光中默默地念。”

    作为“文革”后的研究生，哲学系的陈来对于图书馆有自己独特的体验：“我常常怀念上世纪七十年代[注: 七十年代”是指一个世纪的第7个十年。现在特指20世纪70年代。在七十年代，世界形成了美日欧三足鼎立的格局，多极化正式形成。]末八十年代初去文科教员阅览室作研究的那一段生活。桌面的宽大，特别适合做考证工作的人，摆开一堆书在上面，真是自在难得。”

    “一所大学的学术风格，与其图书馆藏书有密切联系。任何大学都可能有特立独行者，个别人的著述风格不说明问题；但若蔚为风气，则必定能找到合理的解释——在我看来，藏书是关键的一环。”在中文系教授陈平原看来，北大师生的“学术偏好”，和北大图书馆的收藏息息相关。

    一生从事史学研究的邓广铭，在北大图书馆颇有得心应手之感。当年，吴廷燮[注: 江苏江宁(今南京)人，号向之，室名景牧堂。清光绪年举人，史表专家，民国时任清史馆总纂，一生纂辑甚富。著有《明督抚年表》、]编撰的《北宋经抚年表》和《南宋制抚年表》刚刚出书，他就及时在卡片书目柜中发现了它，并立即借出翻检。邓广铭感慨这两部书取精用弘，在编写《辛稼轩年谱》等著作时，以之为榜样。后来，这成为邓广铭一生的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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