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去国近11年的季羡林回到北京，“我立刻就找到了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这就是北大图书馆。”在那里，季羡林有了一间研究室。“走廊里静如古寺，真是念书写作的好地方。我在奔波数万里扰攘十几年，有时梦想得到一张一尺见方的书桌而渺不可得的情况下，居然有了一间窗明几净的研究室，简直如坐天堂，如享天福了。”

    110年中，在北大图书馆里究竟诞生过多少当代学者的代表作，又有多少不朽的思想在这里萌发，如今已经难以全面统计。翻检《文明的沃土》这本学者们为纪念北大图书馆成立90周年而写就的薄薄书册，我们知道了李汝祺教授《发生遗传学》的写作，是在这里开始；数学家段学复与华罗庚在昆明合作写出的一篇群论论文，用到了图书馆收藏的学术文章；李赋宁教授当年讲授的荷马史诗[注: 《荷马史诗》-史诗是古代民间文学的一种体裁，通常指以传说或重大历史事件为题材的古代长篇民间叙事诗。史诗主要歌颂每个民族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战胜所经历的各种艰难险阻、]，是“主要依靠北大图书馆的藏书来备课、写讲稿”的……

    “从求学到任教，如果不是有北大图书馆这样一座收藏极其丰富的图书馆，我也是不会走上今天这样一条治学的道路的。”知名学者侯仁之说出的，是几代学人的共同感受。

    彼时的少年，或已老去；此间的少年，正在长大。唯典籍犹在，唯学术新萌。

生命已融进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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