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一生以“乡下人”自命。在不同的语境中，他对“乡下人”的表述或是与汉族相对的“湘西地方民族”，或是与都市现代人相对的“自然人、未开化人、陌生人”，或是与“知识阶级”相对的“抹布阶级”。这些又统一于沈从文总体的文化价值判断。“乡下人”的视点，是在传统与现代、乡土与都会、边缘与中心、自我与他者的参差对照和生死缠斗中生成的。“乡下人”的视点，是沈从文在充满紧张和搏斗的历史中的自觉选择。当他从湘西边城走向首善之都时，他过去所持有的价值与现代文明发生剧烈冲撞。这迫使他必须进行价值决断，去不断追问“我是谁”的问题。在这样的逼问之下，他选择了“乡下人”的位置。这个位置，不是形而上的，亦非一劳永逸的；它是动态的，来自紧张和冲突，凝结着沈从文的孤独、焦虑、痛苦及其现代化的反思。置身于现代处境，“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同时又趋向全球化的“大同[注: 大同市-大同市位于山西省北部大同盆地的中心，京包铁路、北同蒲铁路、大秦铁路的交点，北邻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盟、东大同市位于山西省北部大同盆地的中心，]”幻象。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阅读沈从文与阅读鲁迅具有同样的价值。这并非让我们当一个乡下人，而是选择一个批判的位置，在不懈的抵抗中建构我们的现代生活与价值世界。与其成为一个“高贵的虚无主义者”或不假思索地拥抱别人描绘的“大同”，不如在“我是谁”的发问中作出价值判断和意义承担。

    循依“乡下人”的目光，即见湘楚风物，可闻沅水橹歌，沈从文的乡土抒情小说和“湘西”系列散文，如《柏子》、《萧萧》、《边城》、《湘西散记》等就是例子。然而，沈从文不想编织异乡异闻，以满足有闲看客的猎奇心；“主意不在领导读者去桃源旅行”，更添“风雅人”的幻想；甚至不止于纯粹的审美意义，自拘于“精致的瓮”。他期待文字之间能寄寓着更为根本的关怀：“我只想造希腊小庙……这神庙供奉[注: 供奉 正文　　 见翰林院。 配图 相关连接-gongfeng]的是‘人性’。”他期待表现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逆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他希望读者“能够跨过那条间隔城乡的深沟，从一个乡下人的作品中，发现一种燃烧的感情，对于人类智慧与美丽的永远的倾心，健康而诚实的赞颂，以及对愚蠢自私极端憎恶的感情”，从而引起读者“对人生向上的憧憬，对当前一切的怀疑”。这些话语集中表达了沈从文的文学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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