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寓居现代都市，以“乡下人”的目光眷注僻远的故土，并孜孜不倦地建构“湘西世界”，使现代文明的病相变得更加分明。他在尝试参与和对话，并在对话中为自己的人生形式辩护，从而确立自我。“希腊小庙”与“人性”概念出自西方，而沈从文以湘西坚硬的石头来构造它，以湘人近乎自然的生命来界定它。也就是说，他并非拘守于湘水楚风的特殊与差异，却是从中寻找民族乃至人类的普遍与大同，并通过剔透的文字与丰盈的形象来加以反映。这对于当下的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是具有启示性的。

    沈从文“向远景凝眸”的目光常常探向“生命”本体。在他看来，人生应该有“生活”和“生命”两面。前者指的是动物本性（食与性），是世俗的和平凡的；后者关系到精神本性（抽象），是超越的和高贵的。

    在当下的境遇中，重读沈从文并重提“生命”的概念，意义何在？今人[注: 今人 拼音： 解释： 现代的人；当代的人。-jinren]对“现代”太过迷信，执意逐求，盲目唯新，陷入困境。在这样的背景下，阅读沈从文大有裨益。沈从文所瞩目的“生命”，或可成为这个时代重新思考“现代性”的重要维度。我们过于迷信制度、科学、启蒙及市场等，却忽视了“生命”要素。我们习惯了当代“欲望叙事”所界定的“人性”，并以之为“本性”，而渐渐忘却了这样的事实：人之为人，不仅仅是“无毛两脚动物”，亦在于趋向“神性”的一面。借用沈从文的概念来表达，就是，人生不只有“生活”，尚有“生命”。

    张汝伦说：“在体力和智力（工具理性）之外，人还有精神，泰戈尔把它称为‘更悠久、更真切、更深奥的生命’。我们是否承认有这样的生命？对于不承认有这样的生命的人来说，对现代性的审美的或伦理的批判，根本是不可能的，而泰戈尔的思想也不免会被认为是‘昏乱的思想’。”这段话也同样适用于阅读沈从文的人。在对“生命”的思考上，沈从文作出了可贵的尝试，也不免歧路彷徨。他的尝试，是我们的启示；而他的歧路，是我们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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