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元康：我发现了，我想这总有它的好处。现代社会发展了，尤其是美国这样的社会发展到今天，一切都是商业化。商业化把很多东西弄得很苍俗（苍白、俗套）。中国传统文化总有艺术优雅的一面。但中国传统文化能不能在社会上根深蒂固？我想社会越来越富裕以后，总会希望比较优雅的东西。比方台湾人很讲究喝咖啡，讲究喝茶，这都是很好的东西。人总是要了解自己，中国传统核心的价值就是伦理的价值。

    麦金泰尔曾经花很多力气讲相对主义的问题，他后来出了一本书叫《谁的公正？哪一种理性？》（Who's justice? Which rationality?），他说：一个文化传统刚出来的时候，有很多东西可以发展、发掘。比如中国的春秋战国[注: 春秋战国时期，旧制度、旧统治秩序被破坏，新制度、新统治秩序在确立，新的阶级力量在壮大。隐藏在这一过程中并构成这一社会变革的根源则是以铁器为特征的生产力的革命。]时代。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写过一本很有名的书叫《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其中他有一个概念叫做“典范”，大陆译做“范式”。典范刚出来的时候，很多问题可以解决，像春秋战国出来一大堆东西，然后定一尊于儒家，汉武帝用政治力量把它捧到上面，就要制定新的法则、制度等。可是一个文化发展到某个地步就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说美国尼克松时代，发生了水门事件，绝对是一个宪政危机。美国人就觉得他们的制度有一套自清机制，自己就会把它清理。

    我受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的影响很深，因此也对相对主义的问题下了一些功夫。库恩说一个典范如果弄了半天没有办法修补了，就产生科学革命。政治上、文化上也是一样。中国人以前的革命是改朝换代，汉朝革秦朝的命，汉朝的结构跟秦朝一样，汉承秦制。所以，黑格尔用一个名词叫非历史性的历史（unhistorical history）来描述中国历史，他说中国没有真正的革命。真正的革命是结构的改变，比如台湾，蒋介石虽然不是皇帝，可是他也是专制，变成民主，这是结构的改变。以前是打天下打出来的，或者是禅让给儿子。现在台湾是选举，每人投票把马英九选出来，这才叫革命。政治上革命通常是暴力的，台湾还是运气不错的，没有什么流血，不像当年韩国光州杀了几百个学生。

    一个文化如果出了问题，知识分子的责任就是去反思这个文化。中国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碰到外来的强势文化，知识分子的责任就是去反思这种文化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才能解决问题。如果说原来的文化架构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那这个文化可以继续下去。可是如果碰到一些情况，比方说隋唐时佛教进入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佛教有些观念比如说没有父母，中国要受到这个挑战，假定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就可以把它吸纳进来。佛教融入中国文化是一个很好的研究历史、思想史的题材。可是1840年以后，中国文化碰到强势的文化，李鸿章才讲“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我们现在的大问题是了解现代性、了解自己，了解相对主义，文化碰撞的时候所产生的问题。国学的复兴，还是自我了解的必要步骤。

    实习生韦吉海对本文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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