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出好戏，离不开对剧本的重视——北京人艺在人们心目中的印象之一就是讲究戏剧文学的经典性。据剧作家郭启宏回忆，“人艺剧本组鼎盛时期一共九人……初步完成了于是之对‘人艺小作协’的构想。”

　　如今的北京人艺虽然没有那么多优秀剧作家，但重视剧本这一传统依然存在。老导演苏民回忆说，“曹禺为剧院留下的，不仅是他个人修养对后人的熏陶，更是他广泛接触老一辈作家，为剧院留下一批经典剧目和剧院重视剧本、剧作家的传统。为什么老舍、郭沫若都给人艺写戏？那是曹禺亲自去拜访他们的结果。后来于是之担任第一副院长的时候，也把剧本组工作当做重中之重。” 郭启宏对此深有体会，“人艺的本子从来都是宁缺毋滥，没有好本子宁可不上。无论对谁，都不讲面子，只讲质量。老舍的剧本就被枪毙了好几个，《茶馆》也是改了好几次。”

　　进入市场经济时代，许多话剧院团无力维系编剧力量，北京人艺则不断吸引剧院外的写作力量。近年来著名编剧邹静之、万方，小说家刘恒、徐坤等纷纷为人艺写戏如《莲花》、《有一种毒药》。

　　有人说，虽然这些“非专业”剧作家写出的剧本引起争议，但是对编剧的重视，是推出精品不可或缺的基石。

　　经验三： 戏比天大，“人艺”人有股特殊的劲儿

　　“‘戏比天大’，人艺的排练场上常常挂着这几个大字。这是在强调对戏、对艺术的敬畏之心，这是人艺戏能够得到观众认可的重要原因。尤其在市场化的今天，要保持这一点不容易。”和北京人艺多次合作的邹静之说。

　　倘若没有一代代“人艺”人对“戏比天大”这四个字的身体力行，再经典的文学剧本也无法被成功地“立”在舞台上，戏剧的经典之作也就无从谈起。大家知道表演艺术家于是之塑造了王掌柜、程疯子，但也许不知道每塑造一个角色，于是之都会写上满满一本“角色创作日记”。不仅于是之。前两年人艺复排《屠夫》时，80多岁的郑榕坐在轮椅上完成这个角色，70多岁的老艺术家朱旭每天演出结束前都切断与外界不必要的联系，好专心致志为角色做准备。

　　再比如黄宗洛，几乎在北京人艺演了一辈子龙套的演员，更是应了人艺“只有小演员，没有小角色”的传统。当年黄宗洛为了演好《龙须沟》里一个卖酸梨的角色，下的功夫可不少。黄维钧曾写道“为了这个角色，(黄宗洛)寒冬腊月买卖做了半拉月，光梨就糟蹋了几十斤。到演出的时候，这个角色猫在窝棚旮旯里，一声不吭，一动不动，背还对着台口，连个灯光也打不到。”

　　这“戏比天大”与“人艺”历史上的辉煌一起，形成了剧院巨大的凝聚力。 “现在一说演戏，大多数人都会回到剧院。制度能管人，但是管不住人的心——人艺的向心力不是用制度要求的。”冯远征说。

　　这些影视明星无不以剧院舞台为内心最神圣的殿堂。仅以这次采访为例，从85岁的郑榕认真找出旧时笔记接受采访，83岁的苏民在电话那端听到要谈人艺传统而高兴地聊了一个多小时，到任鸣坦言对人艺的认识，远在外地的冯远征听说要谈人艺而将采访推迟一天以认真准备，再到深夜正在首都机场带戏远赴比利时的李六乙尖锐地指出“以为四合院就是北京人艺，是对人艺的伤害”，都让我感受到他们对北京人艺真诚而毫无保留的爱。

　　下篇

　　能否再创辉煌

　　北京人艺面临诸多挑战

　　有人问，北京人艺曾创造了两次中国话剧辉煌，她能否再度带领中国话剧到达新的制高点？

　　“今天的人艺还是不是人艺？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与理想中的人艺相比，还有一段距离。”颜榴说。而小时候就随着父亲曹禺看戏的作家万方也思考同样的问题。北京人艺创立之初的天时地利人和，在今天和未来能否复制？中国话剧的发展离不开时代大环境，北京人艺所面临的挑战，既有行业的普遍性，也有自身独有的问题。

　　挑战一：缺少优秀剧作家和好剧本，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比如“本子弱”。“不仅戏剧，这个时代对精神的追求就很浅薄，我经常想现在这个时代是消解文学创作，还是为创作提供养料。”万方感慨。

　　今天的北京人艺虽然依旧保持着重视剧本的好传统，但是可以合作的优秀剧作家太少。毕竟，好的作家不一定是好的剧作家，戏剧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艺术门类，是因为有着自己独特的创作规律和制约。

　　而如今创作出一部立得住，留得住的剧本， 缺少的不仅是有才华的职业剧作家，还缺少写作者拿出大量时间体验生活的决心。据介绍，当年何冀平用两年时间写作《天下第一楼》并在“全聚德”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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