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湖南做生意赔了本，在重庆唱戏积累的一点钱，也花得差不多了，空空来到这十里洋场的花花世界，床头金尽，又不能不考虑生活出路。开初打出“预言家”的招牌，在黄浦滩头以相面、算命糊口。同时又利用自己的特长，在旅馆卖字、卖画。当时有个日本人，名叫松村，很欣赏他的口书和指画，曾资助旅费，帮他去过日本，从日本回国后，就在上海水安公司屋顶花园唱独脚戏兼演杂耍，他演独脚戏能个人自打、自拉、自唱，左脚击钵，右脚踏楼板击鼓，双手拉胡琴；另以右腋挟槌击锣，自己演唱。节目内容经常变换，都是自己晚上在旅馆，冥思苦索编出来的。他演杂耍会唱猴戏，赤脚、短裤，上身着红褂衣，模仿猴儿开箱、关箱、翻筋斗。持小铜锣向观众要钱等动作，挤眉弄眼，惟妙惟肖，活像一只小小的狲猴。他学猴儿翻筋斗的动作特别精彩，每翻一次，观众必不断高呼“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在永安公司演出，每日午、夜两场。不久，声名大噪，上海很多人都知道永安公司有个周空空。这时，他收了很多干儿女，是向他学杂耍，独脚戏的，约数十人。

　　出名后，上海明星影片公司的老板张石川把他看中了。1924年，空空被拉进明星公司拍电影。先后主演过《济公活佛》、《盘丝漏》、《孔雀东南飞》、《乾隆游江南》、《唐明皇游地府》、《刘姥姥进大观园》十多部影片。从此，蜚声影坛，成为全国闻名的滑稽电影明星，被人称为“东方卓别林”。空空和胡蝶一样，被公司的老板当成了摇钱树。

　　1930年，他回川筹组早期的蛾眉影片公司，同时想把他母亲接到上海奉养，顺道回到长寿家乡。空空离家十多年，父母先后染上了阿芙蓉癖，家道中落。想不到当年被斥为忤逆不孝的“败家子”，不读书，不当官，现在也同样能够“扬名声”。父母当然也就对他改变了看法。一家团聚，倍感亲切。

　　在长寿住了一段时间，空空于同年5月初又去重庆。他这次由上海回川，还带有陈饭桶、宋万全、李小慧(女)和以唱《蛾眉山歌》闻名(曾灌唱片)的歌星黄金、黄后等一帮徒弟。一到重庆，就租下戏场演出他自编的时装新戏。周空空艺术上达到成熟的黄金时代，是上世纪20年代中期到末期，由于当时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历史局限，使他在艺术上也难免带有资产阶级商品艺术的形式主义痕迹，掺杂一些低级、庸俗的表演。但另一方面，因他早期曾受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的影响；兼之他亲身经历了家庭、社会的诸多折磨，又使他的表演艺术能够从现实生活中吸取一些养分，基本上符合于现实主义，这是他有别于早期电影界那些单纯依靠噱头，迎合小市民阶层的一般滑稽演员的最大不同之点。他自编、自演的一些新戏，大多是愤世嫉俗之作，针对当时社会的不平现象，予以无情鞭挞，从而能够痛切时弊，于笑声中见辛辣，深深触动观众的心灵。他在重庆编演了一出新戏名叫《屠杀赵尔丰》。借古讽今，矛头所向，直指当时四川大军阀刘湘(当时刘湘任四川督办)。因此刘湘派人要暗杀他。所幸他相识的刘部师长范绍增、陈兰亭二人(陈也是川剧“玩友”)，一面每天派十支短枪保护他；一面在刘湘面前竭力斡旋，事情才算罢休。空空在重庆呆不住了，只好把剧团迁到合川。

　　空空体态修长，生性诙谐，一举一动都带滑稽感，在任何场合往往都能笑语惊四座。且文思敏捷，出口成章，能即兴编演唱词。在明星公司拍《刘姥姥进大观园》时，空空饰刘姥姥，一切条件都谈妥了，到开始拍片化妆时，空空不剃胡子(他平时上唇留有一撇“人丹胡”)。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急得老板张石川满屋打转，对他说:“哪有刘姥姥长胡子的，你这不是开玩笑吗？”空空正色地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绝非开玩笑！”结果张石川另给了三百银元酬金，空空才把胡子剃了。

　　作为一个有相当才华的民间艺人的周空空，本来可以奔逸绝尘地进入现实主义的金光大道。可是，却在他生命终结的43岁前夕，在重庆导演拍摄了一部诬蔑人民革命的影片《忏悔》，是其艺术生涯中留下的一大污点。 (王熙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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