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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批评与“两个东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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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1:0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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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学中的文化批评出现是全球化的文化类型深入发展的必然产物，文化研究中相当重要的是以文化形态模式来研究文学，这是当代世界文学中一种有普遍性的现象。不同文化之间的文学互为逾越，互相交流是新世纪文学发展的主流，而不是某些西主学者所谓的“文化冲突”与对立。西方文化的自我中心主义是阻碍文化逾越的障碍，这种观念影响了部分中国学者，形成对于东方文化与中国文学传统的自卑，盲目附合所谓“原始思维”的谬论，或是相反，形成本土主义的自我中心，都是不可取的，以新辩证观念来研究世界文学间的文化关系，是当代中国学者的重要任务之一。
关键词：文学逾越、文化形态模式、文化冲突论、漂流文学、新辩证论
1、当代世界文学的逾越
全球化使得世界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中文学之间的逾越与互替(transgressions)趋势更加突出，同时也必然使得不同文化之间文学的分化日益明显。我认为这是当代文学研究特别是九十年代后期至今的文学发展的主要特征。
我们已经习惯于用各种来自西方的文学话语如“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魔幻现实主义”、“先锋派”……”等来说明中国的文学流派、以西方的主体来对于东方文化语境下的文学进行对位，但这种作法在暗中已经受到文化批评冲击，当代批评家都意识道：每一个民族的文学都不是异已文学的拷贝，而是产生于本民族的文化语境之中。《浮士德》博士的上天入地的精神追索、恰与《离骚》“上穷碧落下黄泉”、“吾将上下以求索”的理性探索如出一辙。而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在某种程度上，完全可以与沈复的《浮生六记》产生一种观念的逾越，它们都是对于存在意义上的时空观的物象化。比较的启示恰恰在于阐释，西方人所具有的东西完全可能在中国独立形成并发展。而不同文学的融汇由会更加丰富各自的文学，这是从佛经进入中国、西方新学在中国发展的历史所得到的明证，这种观念的更新中，已经具有了一种新的视域―――多元文学的逾越―――它把一种新的局面展示在我们的面前。这种逾越是指文化之间的在保持独立发展中的互相比较、互相转化。一定程度上正如浪漫主义者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所说的那样，一种文化只有进入对方文化这中，并且以这种文化的形态所存在，才可能被对方所吸收。这种吸收不是十九世纪法国学者所说的法国文学对于其他民族的“影响”,而是文化之间“互为主体性”的一种逾越。那种可怜的自我中心主义观念已经被新的文化逾越所取代。文化的逾越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就是我，我就是你。这是从十八世纪西方重新发现东方国家之后，一种文化比较观念的兴起所产生的必然结果。这种文化的比较与逾越观念愈来愈强，西方文学批评的各种流派几乎可以说无不从中受益，从赫尔德以后，直到加拿大著名的文学理论家弗赖(Nothrop Frye)所倡导的文化人类学批评，英国的文化唯物论与美国的新历史主义、美国学者赛义德(Edword Said)的后殖民主义批评，总体上来说，无一不受到文化逾越观念的影响，如果要评价二十世纪西方文化批评的总体趋势，我认为可以总括为三个层次：
文化批评的兴起代表了批评构成的变化；
文化逾越则是批评价值观念的变化，
文化形态模式的分析是批评方式的主要特征。
2、文学中的文化形态模式
我们不得不从一种文化类型的模式来研究文学。文学，不再是西方的literature,也不是中国刘勰所说的“文之为德也大矣”的“文”。它确实应当逾越某一个民族的概念，进入一种世界文学的认同。在现实中当我们说到文学时，都不能不先进行这样的一种主体认证(identity),哪一种文化中的文学？哪一种文化形态模式中的文学：
汉语文化的文学？
西方语境的文学？
阿拉伯与伊斯兰教的文学？
黑人话语中的文学………
文化形态的模式已经在场了。曾经被阉割的它，以幽灵再现的方式使我们对于已往的文学观念进行反思。应当说，世界上没有一种完全理性化的替身―――文学，只有作为血肉之驱的文学。它只能是道成肉身，作为文化形态的表现。所谓文化形态，就是对于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依据其历史与文明的根源，它的主要文化特征、它与其他文化之间的联系来进行分类，构成文化的基本类型的分析。从这个意义来说，文化形态也就是人类文化创造的重要存在形式，这是检验文明的不同特性与不同阶段的一种设想。其实早自康德、黑格尔、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探讨过“文化形态学”及其意义，他的看法是这样的：自然的世界（World - as - nature）是一种存在的形态，与自然世界的形态学相反，有一种“世界历史的形态学观（conception of morphology of world history ）,即作为历史的世界(worl – as – history)。从这个总体视角出发，他提倡一种对于文化的总体形态研究：
至今为止，我发现没有人仔细考虑过那把一种文化的各个部门的表现形式内在地联系起来的形态关系（morphological relationship）,没有人超越政治的界限去理解过希腊人、阿拉伯人、印度人和西方人关于数学的终极的和根本的观点，他们早期的装饰的意义他们的建筑、哲学、戏剧和诗歌的基本形式，他们对伟大艺术的选择和发展，以及他们的工艺细则和和原料选择；至于这些事物对于历史的形式问题所具有的决定性重要意义，那就更没有人加以重视了。他们有谁知道，在微积分和路易十四时期政治的朝代原则之间，在古典的城邦和欧几里得几何学之间，在西方油画的空间透视和以铁路、电话、远距离武器控胜空间之间，在对位音乐和信用经济之间，原有深刻的一致关系叱？但是从这种形态学的观念看来，即使平凡单调的政治事实也具有一种象征性的、甚至形式而上学的性质；埃及的行政制度、古典的货币铸造、解析几何、支票、苏彝士运河、中国的印书术、普鲁士的军队以及罗马人的道路工程等等，当作象征看待，全是可以一致地获得了解和认识的在此以前，这恐怕是不可能的。1
这些话虽然说得冗长一些，但中心意思还是明确的。
1）它提出了一种文化分类，即是所谓的文化形态学，这是一种新的文化分类，它不是以每一个民族、国家作为分类标准，而是一种世界文化大类型的划分，而且提出了划分的中心观念：象征性。即在以上所提到的各种具体事物之间，如希腊人、阿拉伯和印度人的数学、西方油画的空间透视、中国印书术……等等事物之间有一种共同的内在潜质，这种潜质来自于民族精神的深处，它是本民族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最突出特征。
2）文化的不同形态之间不是能互相融合与兼并的，而且，它们是不能互相理解的。它们之间有着永恒的隔阂。斯宾格勒把世界文化划分为八个大的历史形态，埃及文化、巴比伦文化、印度文化、中国文化、古典文化、阿拉伯文化、墨西哥文化和西方文化，现在前七种文化已经名存实亡，只有西方文化仍处于所谓“战国世纪”，具有生命力。
3）其历史观念是一种生物轮回学说，文化形态如同生物一样，有生长老死的过程，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从生物观念来说，如同春夏秋冬轮回。从文化的过程来说，有三大阶段：前文化阶段、文化阶段、文明阶段，这三个阶段周而复始。我们上文已经说法，这种历史观念并不新颖，它可以追溯到西方的神话中的同一模式。
4）虽然斯宾格勒标榜反对欧洲中心论，但事实上，斯宾格勒又把欧洲文化特别是所谓“浮士德型的文化”，也就是德意志的文化形态看成是最先进的文化形态。
当然，它的理论模式并不象斯宾格勒自己所吹嘘的那样，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它明显从德国的赫尔德、黑格尔等人的历史文化观念，精神现象学中受到启发，如其中所说的“自我意志的自由”等概念，可以说是黑格尔哲学并不高明的翻版。公允地说，西方的自我精神发展模式对于人类有相当大的贡献，这是无可置疑的。但是，这并不唯一的，也不是最正确的认识模式，多样化的认识论正在向它挑战，早在中国《易经》中就已经提出了另一种认识模式，这就是辩证理性的认识论模式，所谓辩证就其意识本质来说，就是反对理性中心与理性唯一性的。其中依赖于非理性的、直觉的、感悟的认识是非常重要的。以后，当佛教传入中国后，唯识论引起了中国学者的注意，这不是偶然的。因为早在佛教传入之前，中国人已经发展了自己的超意识认识方式，佛教的认识从六识开始，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意识相当于理性与感性的综合，但只是其中之一，以后的“未那识”和“阿赖耶识”都已经超越了上属认识方式。特别是“阿赖耶识”，被西方学者铃木大拙等人把它比作无意识，不能说是毫无道理。2特别是中国的天台宗所阐发的“阿摩罗识”也就是根本净识，才真正为阿赖耶识等非理性中主的认识论提供了依据，这种对于理性中心的逆反，应当说是东方文化对于世界的独特贡献。
客观地说，虽然早在斯宾格勒之前，就已经有文化形态学的见解，也早就有人对于世界文明作出过基本相似的分类。但其中影响最大，并且为以后的西方学者所模仿样本的，却是斯宾[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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