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回学校去细读，才发现，我对杨先生的了解，连一知半解也算不上。

　　《译余偶拾》，是他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写的考古与文化比较的论文集。《近代英国诗钞》，是他从英文翻译到中文的诗集。《银翘集》，是他的个人诗集。

　　从这几本书开始，到后来我决定以他们的翻译事业为题，写我的硕士毕业论文，到后来认识了杨先生的小妹、《呼啸山庄》的译者杨苡先生，在杨苡先生女儿赵蘅老师家里，与她们共同为戴乃迭先生整理资料，编定她的纪念文集……杨宪益、戴乃迭先生的治学与生活故事，在我面前由模糊而渐渐清晰。

　　杨先生是个翻译家，这一点毋庸置疑。少为人知的是，他也曾任教于重庆、贵阳、南京等地的高校，教书育人。他从牛津时期就开始热血报国，组织、领导中国学会(China　Society)，自费编印发行英文报刊，为祖国的抗战募捐筹款；建国前参加民主党派，为民革前身之一民联的重要领导成员，抵京后又为民革中央委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社会活动家。他自幼读经史，又受老友历史学家向达等人的影响，对敦煌文献投入过相当大的精力，并写出不少研究文章，是个历史学家。他从小跟私塾先生学诗，在牛津的导师又是英国当代著名诗人布伦顿(Edmund　Blunden)，从过去的古风、长歌，到中年之后的打油诗，一直没中断过诗歌的写作。终其一生，杨先生是个诗人。

　　翻译工作的特点，要求从事这个行业的人，既要精通两种以上的语言，又要对多学科、多领域的知识都有所了解，还得有惊人的毅力与耐心。

　　成功的教师与社会活动家，除了必须具备相当的学养之外，还要求一定的个人魅力，要有开放的性格、热忱的情怀，不怕操劳与埋怨的心胸，方能乐在其中，胜任愉快。

　　历史学家，则需要对古史与今世的缜密观察、认真思索，需要冷静的头脑、理性的分析，以及从纷繁复杂的材料与表象背后察知历史规律性、认清社会事态本质的能力。

　　而一个真正的诗人，除了超人的想象力、对文字的驾驭能力、对人生与世界无穷无尽的热情与百折不回的理想主义、浪漫气概之外，尤其不能缺乏对社会民情的随时观察和对芸芸众生的悲悯与关怀。

　　而无论以哪一种身份为主，一个现代社会的知识分子，都必须要具备独立的头脑与声音，无论是已经定论的古史，还是纷纷扰扰的时事，都要认真观察，保持批判的眼光和怀疑的精神，不臆测、不妄断、不附会、不盲从。

　　杨先生以过人的才学，将以上种种集于一身。他的学术成就，固然无人可与并肩；他的人格精神，更为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奠定了一个难以企及的标准。

　　而这样一位集各种难能可贵于一身的大家，待人处事却极为平和，言笑之间从不随意臧否。学术界的种种怪事也好，社会上的许多浮躁现象也罢，他并非一无所闻，更不乏入木三分的针砭。只不过，抨击与讽刺，留在偶尔草成的打油诗里。日常生活的闲谈中，他对人对事的评价，不外乎“还过得去”、“挺好”、“没什么意思”、“好玩儿”而已。

　　刚认识杨先生那两年，我对他的语言风格还不太熟悉。有时会诧异，一个痴迷于传统文化、多年沉浸于古希腊文明和二战前英国文化界宽松自由的学术氛围里的学者，钟爱《史记》与《儒林外史》，怎么会对社会现实那样淡然，一般不予置评？

　　从友谊宾馆，搬到西郊的五路居，再从西郊搬到什刹海边上的小金丝胡同，杨先生日复一日，独坐窗前。偶尔看看电视，更多的时候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几次进出医院之前，他抽烟喝酒的习惯还没有改变。多少次去看他，他都是笑眯眯地送上一杯红茶，自己一杯烈酒，一支香烟。

　　轻易见不到杨先生情绪激动。有过几次他激动的时候，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戴乃迭先生英文自传的发表。当时我为英文版《中国妇女》做兼职编辑，偶尔也有机会参与选题会。那边的老师听说有这么一位为中国做出了杰出贡献的英国专家的材料，很感兴趣。我征得杨先生同意，把戴乃迭先生的手稿《我有两个祖国》整理编发出来。发表的时候，已经译成中文，后来经杨苡先生改定，发表在上海的《文汇读书周报》上。

　　无论是英文的杂志，还是中文的报纸，刊出戴乃迭先生自传的时候，杨先生都是开心的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