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就收藏文化而言，一直流传着“皇室文物藏故宫，出土文物看西安，民间文物现长沙”的说法。现在，正在长沙市博物馆举办的《长沙市首届民间收藏精品展》就引来省内外收藏家的兴趣。而在民国时期的老长沙，也曾出现过震惊中外的收藏热潮，不过，当时的热潮，却是畸形社会的反映。

　　搜宝 五块钱收到谭延闿老爸的一副金眼镜

　　一百多年前的晚清时期，在老长沙的麻石街上，游走着这样一群人：他们挑着一副担子，担子一头用篾筐装着瓷器碗盏，担子另一头则用木盒盛装谷糖，他们边走边敲打弯铁板，发出叮叮嗑嗑的响声，向人家兑换破铜烂铁或旧棉絮、破衣服。

　　据1924年《大公报》记载，当时这群人已有一千余之多，称为碗担业，并在柑子园(今解放西路省人民医院附近)建有同业公会。

　　就是这群人，在清末民初，忽然发现他们的生意好做了起来，利润空间巨大。

　　原因是在清末民初，随着聚居在省城长沙的一些大家族开始衰落，他们中的一些遗老遗少嗜烟嗜赌，开始将祖先留下来的朝珠、官衣、蟒袍、玉带、扳指、翎管、顶子、烟壶等出售，最猛的竟有将祖先镇压太平天国时穿过的盔甲也当作破铜烂铁换钱。

　　于是，古玩业在晚清光绪十一年前后开始在长沙城内出现，曾经游街的部分善经营的碗担业从业人员，开始自己搞个四合院的门面，开起古玩店来。

　　在长沙城内要开好古玩店，必须熟悉最基本业务，就是要像现在的长沙文史专家陈先枢、梁小进一样，要知道长沙名人公馆在哪里。

　　因为到了清末民初，那些因镇压太平天国而兴盛起来的文臣武将家庭，在此时“皆是购进者少，卖出者多，变成古玩业的货源仓库”。因此，晚清民初长沙城内住的一些台面人物的家庭住处，是当时经营古玩业者所应当知道的。

　　比如曾国藩的公馆在小东街及小吴门浩园(即曾公祠，今中山东路湖南少儿图书馆所在)，曾国荃的宅子在府后街，后门就是今中山路红色剧院，刘松山宅在宝南街，左宗棠公馆在司马里，席宝田宅在织机街丰瀛里小瀛洲，李朝斌宅在苏家巷(今省粮食局内)，李星沅公馆在东庆街芋园，谭钟麟公馆在茅亭子，娄云庆大屋在文星桥，郭松林公馆在藩后街郭家巷，郭嵩焘的屋分别在六堆子和潮宗街，瞿鸿禨宅在寿星街，此外李续宾、李续宜、魏光焘、刘长佑、刘坤一、江忠源、彭玉麟、刘厚基、张百熙等清代大官僚在长沙城都各有公馆。

　　当年，做古玩生意、搞收藏的，不说出入这些大家族的院落中，至少也该围着这些名人故居打转转。

　　叶仲昌就是这样发财的，他跑到今营盘路五堆子前清大学士孙家鼐家，一次就收购锡器四五百斤。后来又在茅亭子前清两广总督谭钟麟家以5元的价格收购了一副铜柄老花眼镜。当时叶仲昌拿到这副眼镜觉得不对头，这副铜柄眼镜竟有六两重，送往金店一验，结果是副赤金做的眼镜。而谭钟麟就是当年湖南省长谭延闿的老爸。

　　湖南人在中国近代史上有过辉煌，这种辉煌在古玩收藏上自然会有反映，关键是识货的人，才更有发财的机会。

　　那时因为长沙城内宝贝多多，竟然北京、上海、广州甚至泰国，都有古玩商跑到长沙来搜宝贝、收宝贝。

　　不过对于大多数爱好收藏的文化人来说，他们是在抗日战争中，随着各大学的内迁才发现长沙收藏的丰富，这在常任侠的日记、吴宓的日记中都记载得一清二楚。

　　砸宝 一锤子砸掉价值几百亩田的伪品

　　玩收藏，就是要长有识货的慧眼一双，这双慧眼，既要能鉴别什么是值钱的宝贝，更要能鉴定所谓的宝贝是真还是假。

　　晚清民初，长沙“收藏之都”声名鹊起，外国人也跑到长沙文物一条街藩城堤、犁头街、东站路、走马楼选购古玩甚至是文物。

　　李芸青在《近百年来的长沙古玩业》一文中说，当年邹濂溪在藩城堤开了家邹茂昌古玩店，有洋水兵从湘江中的外国军舰上岸，到藩城堤购古玩，见该店陈设雅致，购物较多，但邹濂溪不通外语，在交易时，无法表达价格数字，他在与洋水兵纠缠价格时，洋水兵竟将口袋中的钱倾于铺台之上，以物示之，任邹自取。

　　古玩购销两旺，长沙收藏自然声名远扬，也自然会吸引大批制售假古董、假宝贝的人涌到长沙城里来。长沙市内的古玩商人自然步其后尘，起而仿制文物。

　　此时山东潍县生产的仿古铜器、樽鼎彝垒盘壶钟簋等等，在长沙城内的古玩市场应有尽有，重的铜器一二百斤，轻者几斤，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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