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境界

　　个人的道德意识，在上述个人成长的“遵奉阶段”就已见端倪。在“遵奉阶段”中，个人的独立意识已处于突破遵奉意识的过程之中，从而逐渐产生了区分“好人”与“坏人”的意识，以至达到对他人负有责任和义务的真正意义的道德意识，心理学家卢文格称之为“公正阶段”(Conscientiousstage)，紧靠“遵奉阶段”之后，甚至把这二者结合为一个水平——“公正—遵奉水平”。发展到这一水平的“自我”既然有了责任感和义务感，这也意味着他有了自我选择、自我决定的能力，他“把自己看作是命运的主人”，“而不是听凭命运摆布的小卒”。

　　可以看到，人生的“道德境界”与自我意识和“求知境界”的出现几乎同时发生，也许稍后。就此而言，我把“道德境界”列在“求知境界”之后，只具有相对的意义。但从实现人生意义和价值角度和实现精神自由的角度而言，则“道德境界”之高于“求知境界”，是不待言的。

　　从上述心理学家的论述中还可以看到，个人的道德意识也有一个由浅入深的发展过程：当独立的个体性自我尚未从所属群体的“我们”中显现出来之时，其道德意识是从“我们”出发，推及“我们”之外的他人。中国儒家的道德观就是和这种个人自我观念形成的阶段相对应的。儒家所讲的差等之爱，首先是爱与我有血缘亲情关系的“我们”，这里的“我们”就是“我”，“我”就是“我们”，爱“我们”以爱“我”为基础，由此而“推己及人”，“及人”乃是同情他人，甚至是怜悯他人。这样的道德意识显然尚未达到尊重他人、对他人负有责任感和义务感的水平，缺乏平等待人和基本人权平等的观念。我认为，这是浅层次的道德意识。只有当“自我”发展到从“我们”中突显于外，有了独立的个体性自我观念之后，自我才有敢于独立负责的观念，才有深层次的道德观念。在这里，“自我”是独立自主的，“他人”也是独立自主的，我与他人相互尊重，平等相爱，大体上说来，这就是西方传统的道德观。我在《我们—自我—他人》一文中对上述中西不同的道德观作了较详细的论述。

　　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在论述到“实践的理性”即人的社会活动时指出，个人的行为不能脱离他人，作为个体，他必须在别的个体中，要求并产生其现实来，黑格尔显然已认识到，自我意识、自我行为开始之时，就具有社会性，就有了道德意识的萌芽。黑格尔在论述到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时，还认为，其最初阶段是个体意识与集体意识融合为一的阶段，他称之为“真正的精神，伦理”，个人隶属于集体(城邦、家庭)。这是较低级的道德境界，个体性自我淹没于社会群体之中。后经个体性自我凸显的过程(自我异化的精神，教化)，才进入深层意义的“道德”领域(“自我确定的精神、道德”)。这是一个高级的道德境界。在这里，人才在自我的个体性基础上有了独立负责、尊重他人的道德意识。

　　高级的道德意识首先以独立自我的主体性为前提，那种淹没于群体的“我们”之中的“自我”，不可能有个人负责的责任感。只有当个体性“自我”从“我们”中凸显出来以后，才有可能达到高级的、有责任感的道德意识水平。黑格尔强调：“道德的观点，……把人规定为主体”。道德意识是“自我”自由自主地作出决定，是自我自己负起责任，故道德意识使人的精神达到更加自由的水平。

　　但是，仅仅有独立的个体性自我观念，还不足以达到完满的高级的“道德境界”。欲达此境，还必须进一步有尊重他人的自由意志和独立自主性的意识。故黑格尔在界定“道德的意志”时，除了强调道德行为出自于“我”而外，还特别强调“与他人的意志有本质关系”。承认“他人”的独立自主性，是高级的道德意识的另一主要前提。尽管西方传统文化，相对于中国文化传统而言，较重责任感，但在没有达到真正承认“他人”的独立自主性以前，还不可能进入高级的道德境界。作为西方近代主体性哲学创始人的笛卡尔，由于一味强调自我的主体性，而不讲“他人”，就“没有很大的道德热忱”。

　　康德既否定了笛卡尔“自我”的实体性，把“自我”的主体性提升到更高的、先验的地位，同时，又强调不把“他人”当手段，而要把“他人”当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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