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安阳的曹操墓“靠谱”吗？证据已经公布，议论之声却甚嚣尘上。尚未来得及去现场研究，刘心长根据媒体已经披露的信息提出了自己的几大质疑。

　　“一是曹操本人的印玺没有随葬，但是如果能找到陪葬的卞氏皇后印玺，那么是最有力的证据；二是，曹操死于公元220年1月，2月葬高陵，如果‘武王’的谥号不是在1月到2月间做出的，这个墓就一定不是曹操墓；第三，出土的铭牌是什么作用呢？如果是墓葬，是否需要像博物馆的展览一样，在一个物品旁边放一个说明牌子写明这是××物品？”

　　面对多方质疑，潘伟斌不服，他反问，“什么叫做最直接的证据？刻有本人名号的铭牌还不算是最直接的证据吗？”

　　对于一些学者提出的“这些兵器有没有可能是曹操生前赐给亲信的大臣，并被作为陪葬的呢？”

　　潘伟斌一口否定，“如果这个人死在曹操之前，铭牌不可能出现‘魏武王’的称号；如果是在曹操死后，按照封建仪制那得叫‘先武王’或者‘先武帝’，怎么能直呼‘魏武王’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原所长、考古与古文字学家郝本性也认为，将如此多的随身物品赐给大臣并被其随葬，这种做法“不合常理”。

　　刘庆柱则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明了“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等铭牌的作用：“这些铭牌叫做遣册，主要用于登录随葬品的名目。但并不是说写了的东西就一定有，就像普通老百姓烧的冥钞、纸人纸马，有时候也起一种象征作用。(放个牌子)就算是我随葬了这些东西。”

　　“这种遣册在汉朝是惯例，现在发掘的汉墓里经常有出土。马王堆一号墓里就出土了300多块竹简的遣册，二号墓里有400多块。”刘庆柱说。

　　参加认定会的几位考古专家判断，和大块的墓砖、青石一样，石质的遣册与竹简相比，也是证明该汉墓规格之高的又一证据。

　　“考古学是一门比较科学。证据够不够多是相对的，”刘庆柱表示。“我当然推荐他们进一步做更多的碳14、DNA等科学鉴定。而目前以安阳西高穴墓的规模、形制和铭牌来说，曹操墓的判断应该没有问题。”

　　古墓“能不挖掘尽量不挖掘”

　　在没有任何出土证据之前，有关曹操墓址的争论，数年来一直在理论与文献的分析推断中循环。在1997年发表的《曹操墓研究》里，刘心长详细论述了自己推断曹操墓位置的六大论据：曹操《终令》的选址，《晋书·宣帝纪》和《三国志·魏书》的记载，曹丕《策文》和曹植《诔文》中关于地貌特征的描述，陆机《吊魏武帝文》中对《终令》的复述，王勃等后代文人的诗文记述，以及魏晋时期已经出现的“四相”等堪舆学理论。

　　而其中的至少前三点，同样的材料此次也同时被安阳方面引用，作为自己确认曹操陵墓的依据。

　　各地方学者和爱好者的自发考证如火如荼，国家文物考古机构却并不肯凑这个热闹，考古界的态度冷静，“我们的原则一向就是：能不挖掘尽量不挖掘。”被问及社会对曹操墓的关注与兴趣，刘庆柱有些无奈：“我们的邺城考古队主要就是在做都城考古，还有古代的建筑、遗迹等。研究手段很多，为什么一定要去挖墓呢？”

　　河南文物研究所副研究员、安阳西高穴墓考古队的队长潘伟斌同样支持这一说法。“我们是抢救性挖掘。”他多次强调。2008年开始挖掘时，西高穴墓还只被判断为一个“汉魏年间的王侯级大墓”，并被推测“可能与曹操墓有关”，或是“陪葬墓之一”。开挖时也只按照常规的保护措施进行了封闭，远没有如今现场特警的荷枪实弹。

　　刘庆柱说：除非在发掘过程中发现证据，说明了墓主身份，否则“我们是不做这种工作的”。“这种工作”包括，以某个具体历史人物为目标，在浩如烟海的文史资料中去主动搜寻、推断并圈定其墓葬所在地。

　　正因如此，汉末三国中各自称帝者曹丕、刘备和孙权的陵寝何处，至今同样没有公认的结论。 ★

　　(实习生周萧枭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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