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汶口文化的中心即位于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该遗址面积约80多万平方米，曾经发现有许多大型柱洞(表明有大型建筑遗迹)和同时期最大的陶窑。墓葬从早期(约公元前4000年至前3500年)起即可看出一定程度的分化，到中晚期分化更加显著。大墓有棺有椁，随葬玉钺、象牙梳、鼍鼓(只剩下蒙鼓的鳄鱼皮鳞板)以及大量精美的白陶、黑陶和彩陶器等，还有数目不等的猪头。这在同一时期的墓葬中是绝无仅有的。其余的墓葬显然级别较低，最低等的墓葬仅有人骨，没有任何随葬品。由此可见,社会的等级分化十分明显。这个文化的次中心聚落有曲阜西夏侯、五莲丹土村、诸城前寨、莒县陵阳河与大朱村和安徽蒙城尉迟寺等处。后四处在随葬的大陶尊上有刻划的原始文字。据说有的地方发现有城墙遗迹。相对仰韶文化而言，大汶口文化也强调军事，而贵族垄断的高档手工业更为发达，社会分化更为明显。

　　红山—小河沿文化的年代大体与仰韶文化相当。早期的聚落同样没有明显的差异，到中晚期则为之一变，出现了整个文化的中心——辽宁凌源牛河梁。在约5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分布有40多个遗址点。其中有“女神庙”、大小祭坛、广场(周边用石头砌筑的方形山台)和多处规模巨大的积石冢。女神庙中有彩绘壁画，有多个巨型似女性的泥塑残块。如果复原起来，小的如真人一般，大的超过真人一两倍！积石冢的规模极大，较早的为圆形，较晚的多为方形或长方形。每边长约20米上下，用石头砌边，逐级收缩成三级台阶。最外边砌的石头内侧密密麻麻地摆放成列的彩陶筒形器，冢上覆土积石，正中安放一大型彩陶塔形器，十分壮观。每个积石冢有一座中心大墓，并随葬多件精美的玉器；同时有若干较小的陪葬墓，其中有些也随葬玉器，有的则一无所有——一个等级分化的社会明确地展现在眼前。除牛河梁外，其他有积石冢的遗址还有多处，只是没有牛河梁那样的规模。

　　红山文化的经济并不十分发达，却能调集大量的人力资源，在一个选定的地区营建宗庙、祭坛和巨大的贵族冢墓，所能凭借的只能是强烈的宗教信仰和强大的组织力量。红山文化玉器中的猪龙或熊龙，形态非常特殊又非常统一，论者多认为可能是红山人的图腾,这表明红山文化的人民有着统一的宗教信仰。这种信仰一经同某种权力机构结合起来，就会产生巨大的力量。传统的氏族——部落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因此说红山文化时期已经产生某种国家政权是合乎情理的。大概正是因为过分地使用了人力和物力而难于长期支撑，红山文化之后的小河沿文化时期很快就衰落了。红山文化虽然是一个强势文化，它对外面的影响却很有限，军事色彩也不明显。只有玉器对南部的山东地区有些影响，陶器反而受仰韶文化的强烈影响，到小河沿文化时期又受到大汶口文化的影响。

　　崧泽—良渚文化的崧泽文化阶段社会分化并不明显，但到良渚文化时期(约公元前3300年至2500年)便有急速的发展。良渚文化的中心在浙江杭州市西北郊，那里不只是一个遗址，而是在40多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有一百多个遗址点的遗址群。这里的核心是一座290万平方米的良渚古城。城墙的基部铺满石头，上面用经过选择的黄色粘土夯筑。城内的中心部位有一座30万平方米的长方形台城，上面有三万多平方米的夯土基址，说明原先应该有宫殿之类的高等级建筑。台城的左近有最高等级的贵族甚至是王室的墓地。大城的周围还有不同等级的房屋基址，有制玉等手工业作坊，有两处专门营建的祭坛和另外的贵族墓地。在良渚港还发现有大量木桩和跳板等可能是码头的设施。种种迹象表明，这是一处人口密集、设施齐全而且规格很高的都城级遗址群。

　　良渚文化主要分布在太湖周围，可以分为几大区块，每个区块都有自己的中心。太湖以北的中心遗址有江阴高城墩和武进寺墩，东北区块的中心有苏州草鞋山和赵陵山，东部区块的中心有上海福泉山，东南区块的中心有桐乡普安桥等，南部区块的中心就是良渚古城。各个中心都有人工筑造的贵族坟山，随葬同良渚相似的玉器，特别是反映宗教信仰与仪式的琮、璧等法器和代表军事指挥权的玉钺等。

　　良渚文化的经济发展水平不但远远高于红山文化，而且是五大区块的主体文化中最发达的。良渚文化的宗教色彩表现在具有自己独特的神徽和玉璧、玉琮等相当统一的宗教法器。一些祭坛最后又成为贵族墓地，表明宗教的权力掌握在贵族手里。良渚文化修城池、盖“宫庙”、筑祭坛、造坟山，土木工程之巨远远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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