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溪—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的年代也大致与仰韶文化相若。早在大溪文化时期就出现了一些规模较大的遗址如湖北枝江关庙山，有些地方更建造了夯土城墙，如湖北江陵阴湘城和湖南澧县城头山等。到屈家岭文化时期便出现了许多城址，大都分布于湖北的江汉平原和湖南洞庭湖西北平原上，其中以湖北天门石家河古城为最大。这个城始建于屈家岭文化时期，持续使用到石家河文化时期，即相当于大汶口文化或良渚文化的中晚期。全城大约有120万平方米，城垣基底宽约50米，残高约5米，护城濠宽约60-70米，工程巨大。城内有中心居住区、宗教活动区和墓地等。屈家岭文化时期在宗教活动区发现有祭坛和象征陶祖的巨大“筒形器”，石家河文化时期则有数以百计的大陶尊相互套接，有的陶尊上有刻划的原始文字，器物造型和刻划方式都跟大汶口文化的陶尊十分相似，只是“文字”不同。更有进者，在这些大陶尊附近还发现有数以千计的人形和各种动物形陶偶，人偶跪坐抱鱼作祈祷状，显然也是进行宗教法事活动的遗留。可见这座古城既是政治中心，也是重要的宗教中心，犹如良渚古城一样，只是规模略小而已。这个文化的经济也比较发达，同样也很重视武装，墓葬中多随葬石钺。它凭借自己的实力，曾经一度扩张到河南南部，但是后来也忽然衰败了。究其原因可能与历史传说中尧舜禹时期大规模征讨三苗的事迹有关。这个文化修建的土城比同时期任何文化都多，明显是为了防卫的需要。而且在石家河文化之后的所谓后石家河文化中大量出现中原龙山文化的因素也反映了这一事实。

　　除了五大区块的主体文化以外，安徽的凌家滩—薛家岗文化、江西的樊城堆文化、广东北部的石峡文化和甘肃、青海的马家窑文化等也都达到了较高的发展水平。不过相对而言，五大区块的主体文化的发展势头是最强的，而且大约在公元前3500年前后都十分明确地走上了文明化的道路。只是文明化的具体进程和表现形式不大相同，对相邻文化影响的程度也不相同。

　　比较起来，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的宗教色彩是最浓的，其次是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发展得十分快速，在达到顶峰以后衰落得也很快。真是其兴也骤，其衰也忽。石家河文化的衰落则另有原因。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的宗教色彩比较淡薄，也没有那么多巨大的工程，发展是比较平稳的，但二者之间也有差异。这里显然存在着几种不同的发展模式，其结果就很不相同。

　　到新石器时代末期的龙山时代，即从公元前2500年到前2000年左右，继续顺利发展的事实上只有继承仰韶文化的中原龙山文化和继承大汶口文化的山东龙山文化了，二者都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燕辽地区的文明化进程暂时转入低谷。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转变，对于往后中国历史的发展具有十分深远的影响。

　　中原龙山文化本身是一个复合体，它包括了河南的王湾三期文化或王湾文化、山西的陶寺文化和陕西的客省庄二期文化或客省庄文化等一系列亚文化。其中首先发展起来的是位于山西南部的陶寺文化，那里发现有几个大型遗址，最大的就是襄汾的陶寺。陶寺遗址的早期就已建立夯土城墙，到中期修建的大城面积已达280万平方米以上。城内有大型建筑的夯土基址，从毁弃的建筑残迹中，发现墙壁上抹白灰并有彩画，屋顶有呈方块状的“平瓦”，说明此建筑的规格不同

　　一般，应该是属于宫殿级别一类的。陶寺的墓地规模极大，据估计大约有上万座墓葬，并且分为几个墓区。说明城内居住有不同身份的大量人口。在已发掘的一千多座墓葬中，随葬100件器物以上的大墓不到1%，随葬少量器物的中等墓约占10%，而将近90%的小墓则没有任何随葬品。大墓中的随葬品不但数量多，而且规格高，有不少是表现权力和身份的，如玉钺、鼍鼓、龙纹盘等。它反映出当时已经形成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少数人占有大量的社会财富，并掌握着最高的统治权力，明显具备了国家的基本特征。有的学者认为陶寺为尧都平阳的遗址，可备一说。

　　中原龙山文化的后期，社会发展的重心已经转移到河南西部的王湾文化。那里发现有登封王城岗和密县古城寨等一系列城址。古城寨的城墙至今还高达15米，夯筑技术有明显的进步。王城岗城址至少有30万平方米，不算太大。旁边的东周城址出土有多个“阳城仓记”戳印的陶器残片，所以发掘者认为王城岗就是传说中“禹居阳城”的那个地方。果真如此，则王湾文化的晚期当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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