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出生在昆曲发源地，而且与创立昆山腔的顾坚同为千灯镇人。顾炎武的三个外甥徐乾学、徐元文、徐秉义，在清代官居高位。徐氏私家花园“遂园”，位于昆山玉峰山麓，时常丝管繁兴，歌唱不绝，是演唱昆曲的最佳场所。从小就和顾炎武并称为“归奇顾怪”的好友归庄，曾写下散曲《万古愁》，评论历代史事，悲痛明朝灭亡，斥责明朝官吏的误国，极尽嬉笑怒骂之能事。然而，顾炎武先生却并不热衷于昆曲。在他卷帙浩繁的著作中，没有一篇是谈论昆曲的。偶尔有一两处提及，也多为贬义。这是什么原因呢？

　　典雅精致的昆曲，之所以既能受士大夫青睐，又能受平民百姓的喜爱，关键在于它在兴盛时期，始终是主流文化载体。当时人们对它的痴迷，绝不亚于今天对流行歌曲的“发烧”。清兵南下，改朝换代，对苏州、昆山一带的时局带来很大的影响。但是随着社会逐渐稳定，昆曲演出很快就恢复了。从士大夫到老百姓，宴饮侑酒、迎神赛会、结社聚会等等，都少不了昆曲。

　　当时的士大夫，尤其痴迷昆曲，任何时候都不愿意丢开。哪怕是在情势危急之中，比如南京被清兵占领，有些官员不得不逃亡杭州，他们仍随行带着家班，一旦安顿下来，又开始演戏。清军气势汹汹地进逼时，才高命蹇的文化人张岱竟然在家里宴请被拥立监国的明鲁王，大演《占花魁》。这是最典型的一例。

　　当时的很多官员以优伶为性命，遭到指责以后，仍振振有词地说自己不是以此为乐。但顾炎武对此不屑一顾。他批评明清时期的士大夫说，他们才任一官，即以教戏唱曲为事。那么，一旦政事闲暇的时候，就不知道该干什么了。

　　昆曲全盛时期，官绅阶层蓄养家班成风，出现了很多著名的家班。尽管家班与宫廷供奉戏班、民间职业戏班一样，是昆曲表演的重要力量，家班的演员对于唱腔艺术、表演艺术和剧本创作，都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但是在明代初年，由于连年战乱，急需休养生息，朱元璋、朱棣等皇帝，采取严格强硬的法度来治理国家。出台的许多管束官吏、整顿吏治、禁止买卖奴仆的律令，阻碍了家班的发展。

　　顾炎武在他的《日知录》中提到，明孝宗弘治朝，郎中顾谧在校尉张通家里饮酒，因为“令优人女装为乐”被人举报，竟然被迫离开官场，从此赋闲在家。显然，顾炎武是以此作为反面例证，告诉朝廷的官员们，千万不能整天吃喝玩乐，沉湎于声色犬马。“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日知录》卷十三)，何况是你们这些手握权柄，享受着民脂民膏的人呢？他倡导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成为一句振聋发聩的名言。

　　顾炎武先生一辈子不当官，离开家乡后，骑在马背上四处奔波，一心做学问。他坚持反对宋明理学的唯心主义的玄学，而强调客观的调查研究，开一代之新风——“君子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显然，在他的心目中，经世致用的学问，才是君子所应该追求的。

　　还有一个方面，六百年来关于昆曲逸闻趣事的记载，只存在于野史笔记中，正史中是找不到的。而在那些苦心孤诣于科举，孜孜不倦地沉浸在八股文里的人们看来，昆曲只是三教九流的娱乐，在水磨腔中是永远也找不到进身之阶的。

　　由此，我们已不难看出顾炎武疏离昆曲的原因。

　　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