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唯一，量化第一、经济至尊、效率至上，一种蔓延于基层的唯经济主义的气氛是不是正在悄然蒸腾，犹如瓦斯，无声无嗅？其结果将导致“发展”的异化。

　　若为中国发展把脉，问题可能会出在“文化”上，中国经济一旦成为“脱文化”经济，于千年传承掉头不顾，很可能演成悖论。

　　文化具有三圈层构造的特点，外层说的是器械工具文化，中层说的是制度文化，其内层是心灵文化。当然，文化的外层与中层对经济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然而我们对心灵文化即人的价值理念、伦理规范、生活哲学等与经济的关系，给予特别的关照。诚如有学者从亚当·斯密的理性经济人模型入手，结合当前的市场经济形势，引申出6种非理性要素与历史文化因素即人的欲望、情感、情绪、意志、意识及风俗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如果说，文化的外、中层两层对经济起着可见乃至可以触摸到的显性作用，那么心灵文化对经济的作用，则是隐性的，因其隐性而更深刻、更持久、更顽韧。

　　温家宝总理说：中国拥有5000年的文明史，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早在2000多年前，就产生了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和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学说，以及其他许多也在中国思想史上有地位的学说流派。

　　确实，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有许多珍贵品，如强调仁爱，强调群体，强调天下为公。这些传统美德对眼下中国的经济发展也有着巨大的维系与调节作用。

　　人们从来都把“不患贫、患不均”，看作是中国文化的复古诉求，认定其阻滞现代发展的消极意义。然而，当一个思想既在一个民族文化的内核长驻千年，试想摈弃于朝夕，谈何容易；一个民族精神因素本非浮栽于营养液中的节日花朵，必有其社会形态为其结构性基础，当这个“结构性基础”还存在一天，就宛如“正在使用中的文件”，而无法凭一次“点击”就能“删除”。

　　在中国，“经济”被理解为“经世”与“济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精神也许正是“经济学”的中国式诠释。“修、齐、治、平”，“平”是最终目标指向，表达中国式的亲民精神与淑世情怀。“平”者，政治清明、世事安稳、天下太平，离开“平”，所有经济的业绩与速度，将无从期望。

　　“民为贵”，“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阅读中国文化如此的箴言，不由使人想起由黑格尔创始，完成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其内涵是一个文化经济学的问题。什么是异化？即指一个事物在其自身发展的过程中走到了自己的反面。本来，经济发展是为了满足与丰富最广大民众的生活要求，进而使人在社会生活中获得劳动的尊严，而经济异化的结果，发展没有带来多数人的物质幸福与精神尊严，反之，经济与人的亲和纽带被切断，“人”被疏离于原有的本质地位。

　　也就是因为人从经济中异化出来，发展的另一效应也在淡化，即原本国家随经济的增长，国力的增强，社会日益走向安定，相反，经济发展系数与社会安定系数，没有成比例的并进，而显示后者滞后，更有甚者经济发展最好的势头，社会凸现更多的不安。因此，经济从来都不是“单打一”，从来都是“人的经济”、“社会的经济”，进而言之是“文化的经济”。假如一国的经济异化得与“民”，与“人”无关，与社会，与稳定抵牾，这样的经济，这样的发展还落得什么？

　　传统文化总形成一种精神张力，遂使人们推行每一个经济方案，都必须正视“张力”的反弹，都要对这个“张力”的极限与底线作谨慎的摸索。是的，当前经济和社会问题更加复杂，文化因素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引起的冲突，有时比因利益引起的冲突更可怕。这问题既发生于国际之间，也发生于一国之内。这样，发展就成为一个极为缜密的精神工程，当对文化的张力与冲突，既施之以刚毅，又协之以智慧，关怀经济中的“文化”。

　　经济文化学的目的，是突出